按客家习俗，刘二兄弟须守孝三年，因此，生活还得继续。两人或捕鱼、或前往崇坤山砍柴挑卖，努力而艰难地维持生计。
　　到后来，两人觉得生活太过艰难，想到了外出打工，待守孝期满，再回上思。
　　至于去那里打工，两人心中有数，那就是东兴对面的芒街。从前居住在沟龙时，两人曾随父亲　　以来前往那良墟贩卖山货，对芒街的情况有所耳闻。
　　咸丰四年初，刘二兄弟沿着当年迁徙上思时走过的路，再次返回北矶村。然后向南沿天斜山（又作天茶山）西北麓的山路，翻过天斜隘，进入澌凛峒境。接着沿溪边山道南行约二十里，来到澌凛峒第一大墟：那良墟。
　　那良墟，广东省钦州澌凛峒所在地，今广西防城区那良镇。
　　两人在那良歇息时日后，登小木船沿古森河（即北仑河）顺流而下，行程六十余里，抵达三岐江（即北仑河出海口河段）边的芒街。
　　芒街，位于北仑河出海口西南，与东兴隔江相望，属越南广安省海宁府之万宁州。芒街当时还是清越边境一个小墟。咸丰初年，东兴尚未成街，周边官民皆往芒街买卖，使之成为中越边境江海商品交汇之地。
　　得益于商品贸易的繁荣，芒街吸引了不少广东籍商家在此经商。咸丰二年（嗣德五年，公元1852年）初，阮朝决定移建海宁府城于万宁州所在地，两国边民更是趋之若鹜。
平日里，前来趁墟购物的村民、贩夫走卒常常以喝酒、赌博为乐。因此，墟上开设有不少赌档（至今仍有遗风）。刘二年轻力壮，会些拳脚功夫，早年又在滩艇上做过厨工，因此很容易就在赌档内谋到看场工作。
　　刘二的所谓工作其实也就是打手，主要是维持赌档正常的秩序，防止赌客寻衅滋事及财物安全。此外，略懂厨艺的他还兼做厨工，为雇工及赌客提供一日三餐免费的简单饭食。
刘二兄弟在此打工，一则饭食无忧，二则还有工钱可拿。他平日里与赌档雇工、赌客们相交甚欢，常自掏工钱置办酒菜，呼朋唤友，划拳赌酒。大伙多以“二哥”尊称呼之，不明原委的人往往音误作“义哥（当地白话音义与二同）”。
　　在接下来的二年多的时间里，芒街周边的环境似乎异常的平静，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匪患，刘二的生活倒也轻松自在。有理由相信，他可能在此第一次接触鸦片大烟。
　　此时，大清的纷乱离他似乎还十分遥远。
　　在刘二兄弟守孝三年的时间里，上思及周边府县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事。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上思南乡那等村（今属叫安镇，位于平福东南六十余里）绅士磨现琼（即被刘永福音误作“巫必灵”的那位， “磨”与“巫”白话音近）、磨现璇兄弟，有感于上思西南一带匪患猖獗，“劫财拉生，强掳牛畜，大肆鸱张”。遂与周之德，黄文焕，胡纪明，黎启顺，黎东汉，梁贡璜等乡绅，秘密相约设立团练，名“清平团”。
　　五月，各乡绅一起捐银数千两，并秘密派人前往广东招募练勇，以便充实“清平团”实力。
七、八月间，刚建立起来的“清平团”分别将盘踞在那兰墟（今华兰乡所在地，平福东三十余里）、板细墟（今叫安镇板细村委，平福东五十余里）的两股土匪武装击溃。
　　十月，上思人陆高鸿联合外来的黄叱旗（又作“黄叱奇”）、周二（周霖）等武装，占据平偕圩(又作“平谐”，今叫安镇高福村那民屯西南，已废)。为此，磨现琼等人再次捐银三千两，前往宣化请团总张世显率领实力强劲的“忠信团”练勇四百名，一同前往平偕。双方相持日久，不分胜负。
　　磨现琼认为，“清平团”所招募的外地练勇作战磨洋工，拖延时日以赚取饷银，效率低、费用高。他决定改招上思本地乡民为勇，自行训练，准备再战平偕。
　　同年，在新宁州，“砥柱团”、“康良团”团总黄朝敬、吴廷佐、韦作裘等人请求知州程佐举办团练，并在新村（时属隆化四都，今属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雷州社区）设团练总局。
吴凌云认为，在新村设团练总局显然有针对自己的意思，欲去之而后快。  
　　十月，吴凌云盟友黄十九（广东人）占据大塘墟（位于州城南12里，大塘村附近，时属新宁州如禾二图，今属新宁镇），当地团练围攻一日不下，反被黄十九乘夜攻入屯麦村（位于大塘村东二里，时属新宁州如禾二图，今属新宁镇），男女百余人死于非命。
　　年底，在“砥柱团”、“康良团”、“熙良团”的联合攻击下，陇朴村终告不守。吴凌云只得率部往北退走五十余里，入据崇善县飞地驮驴墟（隔左江与新村对峙，今崇左市江州区驮卢镇）。团练撤走后，吴凌云遣派族人吴三大、吴阿秋等回据老家渠卢村。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初，经过几个月的训练，由本地丁壮组成的“清平团”已经具备较强的战斗力。磨现琼率团再度前往平偕墟，双方经过激烈的鏖战，终于在二月攻破该墟。陆、黄、周等人率部向北翻越四方岭，退走忠州（今扶绥县南之山圩镇、东门镇、柳桥镇以及东罗镇南部）。
　　此时，毗邻上思的太平府，江州（今废，现崇左市江州镇地）人曾五晚（又作“邓五晚”）见太平府城团练势弱，联手刘阿积、黄士昭（钦州人）武装，于三月进据府城，强以崇善县团练自居。由于府属各州县团练接应迟缓，救援不及，代理知县梁瑞堂只得应允（为团）羁縻之，以免府城遭到劫掠。
　　与此相类，龙州、崇善、江州、罗白（罗白县，已废，今江州区罗白乡）各州县墟市均有大小不等的武装以团练的名义占据。
　　七月，正在上思东北部督率“清平团”进行剿匪的知州武卫，惊悉陆（高鸿）、黄（吒旗）率部自忠州潜回上思境内，他赶紧回城部署防堵。
　　初八日夜，陆、黄等人在内应李春茂的协助下，袭入上思城。惊恐中，武卫之妻、子皆自缢而死，他也抱着必死之心，衣冠端坐于大堂。哪知陆、黄二人只是想要一个上思的团练身份而已。武卫抚驭经验不足，未能采取招抚、羁縻的策略使之退出州城。见自己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陆、黄等人遂驻扎于城内，并将武卫软禁在州署内。
　　十月初九日，团总王爱仁、总役梁政趁人不备，竟然偷偷将武卫背出城外。由此可见，陆、黄等人与州城团练并无冲突。
　　左江道吴德征获悉上思被陷，率兵前往上思，驻扎在“清平团”营地那托村（今那琴乡新华村，距州城约五十里），统筹克复州城事宜。
　　面对兵、练压境，陆、黄紧闭城门，不予出战。磨现琼苦无攻城器具，久攻不下。他决定另辟蹊径，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下令“清平团”以“荆棘竹木，环栽城外，使匪不能溃围而出。”仅用少量的练勇便将州城团团围住，然后腾出一部分人手，前往他处剿匪。
　　本年（咸丰五年），在广西其他地方，也发生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事件：
　　广东佛山人陈开、李文茂武装在肇庆被清军击败后，于四月退入广西。随即与占据浔江（西江广西段）航道的老乡梁培友、梁昌等武装联手，环攻浔州府城（今桂平市），清军水师试图前来救援未果。八月十六日，府城不守，知府刘体舒等一批大小官员被擒杀。不久，陈、李建“大成国”，“改浔州为秀州，桂平为秀水，李文茂自称‘平靖王’、陈开‘镇南王’、梁培友‘平东王’、区润‘平西王’、梁昌‘定北王’，署伪官，征赋税。”
　　接着，李文茂率部沿郁江（左江、右江、邕江为其上游）南下，在黄全义（又作“王全义”）、黄鼎凤的配合下，轻松占据贵县（今贵港市）。
　　“大成国”势力范围主要在浔江两岸，而浔江又是两广贸易的主要通道。因此，依靠为往来的商船护航的丰厚利益，“大成国”不断充实自己的实力，成为广西地方急欲去掉的一块心病。
正如“太平天国”吸引的是清军主力的关注，“大成国”则吸引了广西兵练主力的关注，由此导致桂西各地营兵数量不足，弹压地方只能倚靠团练“自备饷项”、“自筹粮壮”进行。如此一来，桂西各种武装组织得到了一个野蛮生长的契机。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正月，“清平团”围困州城的同时，继续在上思东北剿匪。至三月，陆续将岽心、那板、枯逻、大替等十几个村（今那琴乡东北）的土匪击溃，上思周边已趋安定，陆、黄已无路可走。
　　经过半年的围困，上思城内米粮已绝，为了充饥，陆、黄武装甚至杀入而食。四月初十日，各地团练及官兵齐聚城外，“运巨炮环攻南城，崩者十余丈，武卫驰入”，一番混战之后，陆高鸿、黄叱旗、李春茂等人皆被擒杀。
　　至此，上思“匪患”基本平息。不过，如果让“清平团”就此赋闲，不仅消耗大量的粮饷，而且还极易引发不良行为，这是磨现琼无法承受的。因此，“清平团”只有应地方官员之招，参与附近州县的剿匪，才能获取维持自身生存的钱粮。
　　在新宁州，吴凌云与驮驴墟盟友温阿富于咸丰六年正月率部渡过左江，联合渠卢村吴三大武装，联手夹攻新村。与此同时，盟友黄万年（字寿长，客家人，秀才，俗称“黄八大”、“黄八晚”，刘二称“王八大”属音误）率众分据渠黎（时属隆化二都，今渠黎镇所在地）、布尧（又作“布窑”、“咘尧”、“咘窑”，位于渠黎墟北约十二里之左江南岸，东距州城约二十里，时属隆化一都，今属渠黎镇）二墟，并围攻那隆村（时属隆化二都，今属渠黎镇，位于渠黎西四里），当地团练顾此失彼。
　　新宁团总黄廷重、莫富春分率“砥柱团”、“安良团”前来解围，双方首先在那隆进行激烈的拉锯战。战至二月，黄万年见取胜无望，遂弃围而去，退据左江南岸的湾望（又作“湾旺”，时属隆化四都，今属驮卢镇雷州社区）、安定（时属隆化四都，今属驮卢镇雷州社区）两村，距新村不到八里。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五月二十四日，磨现琼应“砥柱团”团总黄朝敬（其子黄廷重亦为团总）之请，遣派“清平团”团总陈嘉宾，率六百名练勇从上思赶来为新村解围。吴凌云见形势不利，弃围返回驮驴墟，黄万年则退走隆安小林、那桐一带。
　　六月初二，“清平团”分一部联合新村团勇乘势渡过左江，进扎左州（已废，地辖今崇左市江州区左州镇及驮卢镇西）之岜白村（距驮驴墟三里，今属驮卢镇），一部驻扎在驮懒村（位于驮驴墟西南约三里，两地间隔着左江，时属隆化四都，今属驮卢镇雷州社区），从南北两个方向进逼驮驴墟。
　　双方随后进行了数日的交战，“清平团”每以新村勇前去搦战，诱吴凌云部出战，随即掩杀的方式取得一些战绩，但始终无法突入驮驴。
　　与此同时，太平知府刘作肃、副将多禄、左江道吴德征分道驰剿，进展顺利。刘作肃、多禄督率上龙司“皞如团”陆续陆续攻克崇善县之通康、孔香二村以及龙州之龙津。随后率部从西北方向进逼府城。吴德征督率磨现琼“清平团”攻克罗白县之岜望山，从南面进逼府城。至六月初，刘作肃夺回曾五晚占据一年多的太平府城。黄士昭乘船退走左州驮朴墟（驮朴今作驮柏，驮朴墟今作旧街村，位于驮柏村西一里，今属驮卢镇），与驮驴墟相距五十余里。吴凌云得悉太平战况后，派遣农起当（宣化人）、刘阿积率部接应驮朴。




　　不久，吴凌云安插在团练中的内应吴振兰、吴昌兰等人悉数被查杀，失去内应的吴凌云见取胜无望，决定放弃驮驴。
　　七月十五日夜，吴凌云率部离开驮驴，乘船沿左江顺流而下，船行八十余里，在上冻村（时属如禾一图，今属新宁镇）附近上岸，与紧跟而来的黄万年等部退扎木文村（又作“木旻”，史料误作“陇民”，时属新宁州如禾一图，今昌平乡木民村）。“清平团”很快便循迹追至，吴、黄等部且战且退。“清平团”紧追不舍，追至伏良（又作“佛良”，时属罗阳县，今属扶绥县昌平乡），直抵到罗阳县（今废，扶绥县昌平乡是其故地）地，这才收兵回师。
　　磨现琼率“清平团”一部陆续攻克江州之那渠、苏林、荔枝等村后，于七月十六日渡过丽江（即左江崇左段），攻克驮朴，刘阿积、黄士昭先后被擒杀。农起当率残部往左州、驮卢方向退却，直至罗阳县岜炭村（今扶绥县昌平乡赛仁村）。
　　团总卢钧燮率“皞如团”紧追不舍，陈嘉宾亦派“清平团”二百名练勇助战。八月初八日，团练开始进攻岜炭。攻到二十五日，农起当招架不住，败退二十里之陇名村（时属罗阳，今昌平乡陇茗村），投靠占据该村的葛二（葛绍达，新宁州充禾村人，有史料称为“萧二”，系笔误）、葛四（葛绍仁）兄弟“合义堂”武装。
　　令人疑惑的是，不知何故，各团练并未乘势追击，而是与“清平团”追逐吴凌云一样，稍入罗阳便鸣金收兵，不再纠缠。究其原因，可能是各地团练不许越界？亦可能忌惮葛二，他手下有数千人，实力强劲。本年四月，临近的永康州（后废，地辖今扶绥县中东镇及江州区那隆镇）曾派团练往击葛二，反被围歼。
　　再说吴凌云退走罗阳后，唯恐团练追剿，再退永康。不久，又退入隆安县那桐墟（今隆安县那桐镇），率部暂投咸丰六年自新宁退踞此地，自立为团的黄万年武装，以练勇的身份示人。
　　击走吴凌云后，“砥柱团”、“康良团”、“熙良团”与“清平团”联手，从八月十一日开始全力围攻渠卢村。不过，新宁团练此举却暴露了一个盲点：新宁州城。
　　获悉新宁空虚，吴凌云决定杀一个回马枪：攻占州城！此举一可缓解渠卢的压力，二可获取急需的银两。
　　九月二十七日，吴凌云联合葛二、农起当以及驮丁村（与布尧村隔河相望，时属罗阳县，今属扶绥县渠黎镇）的黄晚武装，乘夜渡过左江，从西门扒墙袭入新宁。经过短暂的交战，数十名练勇被杀，其余勇丁一哄而散，州城遂陷。
　　值得一提的是，城陷时，州学正苏宗经（史学家，后编辑《广西通志辑要》）被困于城内，欲投塘自尽被救，后经学子们集资方才将他赎出。
　　据城后，吴凌云邀请盟友梁日高（“得胜堂”大哥之一，宣化吴墟人。咸丰四年，曾率部占据罗阳，后被广东人苏亚生武装驱逐）进城，管理城内日常事务，似有长驻州城之意。
　　对于吴凌云声东击西之计，新宁团练不为所动，继续猛攻渠卢。
　　十月十三日，孤立无援的渠卢村终告不守，吴大邦、吴阿秋、黄祥麟等人被擒杀，“毙匪数百，获男妇数百，全股扑灭，无侥幸脱者。”
　　十月二十日，为了克复新宁州城，“吴德征移驻新村，居中调度，图复州城。檄调宣化、崇善、上思、上龙、下冻（即下冻州，后废，今龙州县下冻镇）各勇赴州。”
　　本年（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夏，“太平军”分别攻克“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一解天京三年之围，士气大振。但正所谓“福兮祸所伏”，大好的形势反而诱发了领导层的分裂。秋初，“东王”杨秀清及家人、兵、民二万余人被石达开部杀死；次年，石达开也被排斥，愤而率部离开天京。“太平天国”加快了失败的进程。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底，刘二兄弟俩带着些许积蓄从芒街回到平福墟，准备年后父母的安葬事宜。对于刘二来说，新宁之乱，似乎远在天边。
　　此时，在磨现琼“清平团”的努力下，上思匪患基本平息。暂且不表。
　　再说刘二，按客家“二次葬”的丧葬风俗，“埋”与“葬”是有所区别的。将逝者合棺埋入土中，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步“埋”。守孝三年后，择吉刨开棺椁，捡拾逝者骸骨，洗净并放入陶制“金瓮”，存放在山边挖好的土洞内，是为“寄葬”。经过一段时间乃至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等待，直到寻到所谓的“风水宝地”。请师父确定朝向，择吉掘穴，按吉时吉向，将“金瓮”放入穴内（俗称“安金”）。随后培土成半圆之坟形，这才算完成了“安葬”。
　　对刘二来说，找一块风水宝地，选好时辰“安金”，做好父母亲坟山，才是头等大事。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先人庇佑，行事顺利，如愿发展自己的人生。暂且不表。
　　再说新宁州事，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正月，左江镇色克精阿、左江道吴德征、新太协多禄齐聚新宁州新村，会商克复州城事宜。
　　二月，按照事先拟定的作战计划，调遣上思“清平团”进扎西门庙以断水路，“嗥如团”进扎布尧、那勒（布尧村东四里）二村以断援路，“忠信团”进扎隆化五都一带，以断粮道，从西南两个方向进逼州城。
　　经过十几次试探性的交锋后，吴凌云认为死守孤城无益，萌生退意。
　　三月底，吴凌云率部从东门出城，经长沙渡（位于长沙村之左江边，今属新宁镇）过左江，退往罗阳、永康等地，农起当则率队经宣化进入钦州那陈墟（今属南宁市良庆区）一带。
　　新宁州城克复后，磨现琼被委暂代理新宁州事。
　　此时，远在平福的刘二，请来了一位相识的地理先生，着手准备清明期间安葬父母事宜。
　　这位先生姓啥名啥，无人知晓，只知道他是广东人。平日里专在平福、迁隆周边大山里走动，寻找适合丧葬的所谓“大地”。每寻找到一个“大地”，就培土成坟形，在坟头上插一柱三支香，堆好土质界堆，宣示所有权，留待卖给合适的人家安葬故人之用。
　　刘二与他的相识，是在父母及叔以定相续去世后不久的一天，当时先生恰巧在当地查勘风水地，因天黑平福墟栅门已关，只得在刘二烧炭时居住的草屋留宿一晚。
　　刘二招待甚殷，聊及家中情况，刘二一一如实相告。先生唏嘘不已，十分欣赏眼前这样一位顽强生存的年轻人。
　　临走时，先生嘱咐刘二，待三年孝期满后，定来帮助安排选穴安葬事项，以佑刘家子孙后代。
　　如今三年守孝期已满，刘二相请，先生自然乐于相助。
　　由于母亲陈氏先逝，早前又埋在容易积水的地方，刘二担心母亲骸骨受水侵蚀。于是决定先安母亲之“金”，穴位在岽坤山西南之二汪村（刘二作“二王村”，时属迁隆司，今属平福乡）附近，这是刘二进山砍柴时看中的。



　　先生前来查勘后，认为可葬之地，于是择吉掘土捡骨，只是骨骸早已腐烂，无法捡拾。在先生的指导下，用树枝当骨，刘二兄弟俩滴血入枝，连泥一起放入金瓮。随后将其埋入穴内，立好朝向，培土成坟形。如此一番操作，兄弟俩总算完成了母亲的安葬大事。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五月初五日，“大成国”旗下之梁昌（绰号“大口昌”）、李文彩（俗称“李七”）武装陷据南宁，改南宁为南安府，宣化为永宁县。
　　受失城之累，左江镇、道官员均被革职留用。吴德征抽调各地兵练，图谋复城，新宁地方弹压力量骤减。
　　五月十七日，吴凌云趁新宁空虚之际，率部回据陇罗，地方团练对此已无可奈何。
　　在上思，磨现琼在佛子墟（今属上思在妙镇）设立上思团练总局，立分局于真武庙。各乡均成立有土练（本土乡人组成）或客练（主要是广东籍客人组成）武装，人数已达数千人之多。其中，“清平团”更是“养勇千名，日夕训练”，是上思实力最强的一支团练。
　　再说刘二，自从葬母后，他开始着手安葬父亲的事宜。至于葬在何处，他早有打算。儿时，他在岽坤山放牛，曾见到某风水先生带一富人上山看地，于是上去看热闹，依稀听到那风水先生指着一处说什么“虎地”之类的话。刘二将该处暗暗记下来，然而，数年过去后，“虎地”仍未有人安葬。
　　刘二想到自己当年进山砍柴时，曾经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一白须老者称自己为“黑虎将军”，莫非天意？他决定将父亲葬在该“虎地”。
　　不过，当先生前往堪舆时，虽认为葬于“虎地”后人可出武将，但正所谓饿虎伤人，运数低者必受伤害。祭拜时须用生肉，否则会有家人遭虎伤害，建议慎用此穴。
　　不过，刘二态度坚决，先生也不便反对。选好吉日吉时后，刘二将父亲骸骨捡拾洗净，放入金瓮，寄放在山边挖好的小洞里，等待安金的吉日。
　　入秋后，安金的吉日到了，时辰是子夜时分。先生算过八字，刘二适合安金。当天一大早，刘二与先生一同来到虎地。定好穴位、朝向后，刘二便动手铲除杂草，做好土坟外围轮廓，堆起后土及界堆，挖好墓穴，静待吉时。
　　夜幕降临时，天空骤然乌云密布，似乎大雨即将滂沱。刘二心中焦虑不安，担心大雨一到，前功尽弃，又得重新择吉来过。一旁的先生倒是气定神闲，坐靠在树下，闭目养神。
　　子夜时分，一阵凉风吹过，黄豆般大小的雨滴，由远而近，由疏而密，淋了下来。
　　刘二急得不行，此时先生叫道：吉时到！刘二赶忙抱起金瓮，放入墓穴。其时穴內尚干，他赶紧培土覆盖压紧。将将完成时，大雨滂沱，两人皆一身泥水，连夜返回家中。
　　先生临别时，叮嘱刘二，如要转运，需在外闯荡方可。刘二对此倒也没啥在意，毕竟兵荒马乱的，到那里生存都难。
　　虽说是吉时安了“金”，但后续工作尚需完成。刘二在芒街打工带回来的钱早已用完，家无隔夜粮，停一天工就会饿一天。他只得再上滩艇做船工，待稍有积蓄再培土圆坟。

  对于刘二兄弟来说，日子窘困依然无怨无悔，只能希冀父母叔伯的上天之灵庇佑两人，就此顺顺利利，心想事成。
  果然，命运之神很快便垂青这哥俩，虽然看起来更像是捉弄哥俩。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底的一天，刘二在山中砍柴，见着一只叼着鸡的猫狸（狸猫），随手将手中的一段木柴甩过去，受到惊吓的猫狸丢下口中的鸡，窜入林中跑了。
  平日里极少吃到鸡肉的刘二，也不在乎这只鸡断头缺胳膊的，捡回家中烧水拔毛，准备饱餐一顿。他没想到，杀鸡拔毛这一幕被墟上一位路过的老妈子瞥见，她心想这非年非节的，这穷小子刘二家哪来的鸡吃？也就多瞅了几下，留了个心眼。
  也合该刘二倒霉，偏巧墟上一位同姓富商家里丢了一只鸡，老妈子便将她在刘二那见到的情形跟他一说。这刘家人气得不行，按说这家人平日里对刘二还算不错，常帮衬他挑卖的木炭。得知刘二偷吃鸡，也不问青红皂白，心中恼怒，唤刘二过来质问。
  刘二鸡已下肚，百口莫辩。在同姓大户人家面前，虽觉冤枉，也不敢自恃武艺用强，老老实实地被绑在刘家院内，准备接受惩罚。
  好在刘家女主人心地善良，认为刘二平素朴实，不值得因为一只鸡而伤害，偷偷将他松绑放了。
  刘二回到家里，又委屈又憋气，心知这样一来，自己偷鸡贼的名声是坐实的了，今后在平福墟周边一带还怎么立足？
  可是，如果离开平福到外地，没有乡人担保，根本无法外迁。在这匪患纷扰的时期，迁徙途中很可能被团练当作“流匪”来看待。
  出路在那呢？刘二一脸茫然。好巧不巧，正踌躇间，恰逢好友邓阿富来玩。他带来了几位新朋友：曾阿纪、凌阿文、哥利。
  大家一见如故，刘二将自己因吃鸡而遭受不白之冤的事情说了出来，并寻思另寻生机，但又不知去往何处？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有说去越南芒街打工、有说去那良寻找机会，莫衷一是。
  忽然，有人冷不丁提出：“时太平天国势盛，洪军占据广西诸郡邑，裂土自雄”、“萑苻遍地，非兵即贼，谋生大难”。朝廷令各地筹组团练，以平匪患。练勇一日三餐无忧，还能获取赏金，不如大家同去投勇。我等多少也会一些拳脚功夫，正可藉此一展身手，“为数百万生灵造福”！
  犹如一语点醒梦中人，大家一致赞同。曾被匪人掳勒过的刘二更是决意坚定，他心知练勇其实是活在刀口枪尖上，但与其在这里穷死饿死，不如出去轰轰烈烈闯一闯，说不定还能见机行事做一番事业呢！
  刘二依稀记得风水先生说过，而自己做梦也梦见的老人也说过：出去才有出路！
  外出投勇，如用现在的视角来看，刘二的选择与其说是除暴安良，为天下苍生造福，不如说是拿命换口饭吃而已。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新年刚过，邓阿富、曾阿纪、凌阿文、哥利等，聚在刘二家，准备一起外出闯荡。
  刘二熟悉水路，沿江各墟的武装大哥他也有所了解，大家决定乘船沿明江水路寻找机会。
  次日一早，大家乘船顺流而下。当日船程五十余里，来到明江边的迁隆司署地迁隆村。



  迁隆司，又作“迁隆峝”，官方常常称之为“迁隆州”。明洪武二年，迁隆土官因丟失官印，土州降为峒，设土巡检司。  
  迁隆在户籍民人管理上相对独立，但是一旦涉及讼争，则由上思厅承审，因而可说是隶属于上思，当地人及官方文献常常以“迁隆州”旧名称之。
  迁隆州不大，但也有自己的团练组织。
  由外来经商、定居的广东籍人组建的一支团练称客团，负责客籍广东人的生命、财产的保卫责任。正、副团总分别是在此经商的灵山人吴二、钦州垌利墟人凌光澈（又作“凌国金”，音近之故）。
  此外，由那钱村黄姓村壮为主体，联合周边具血缘或姻亲关系的村落丁壮组成的另一支团练即土练，土官黄继统、黄文清为团总。
  那么，刘二等人，前往迁隆意欲何为呢？
  根据刘永福自述内容写成的《刘永福历史草》以及《刘永福传》称，刘永福等人是“从太平天国制蓄发”、“留长毛投军”。对此，后人解读系投“太平天国”，甚至是“天地会”，果真如此吗？
  为什么会有“留长毛投军”、“从太平天国制蓄发”的说法呢？这就需要了解广西“匪患”的相关情况，读懂刘永福有关“洪军”、“长毛”、“投军”等词的真实意思，才不至于误判。
“洪军”指由广东人梁培友、陈开、李文茂等人组织的武装组织。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梁培友成为广西浔州（今桂平市）、梧州至广东东莞、顺德之间西江航道水“股匪”之“总管”，并与广东“股匪”关亚巨、黄定远、波山“艇匪”鲤鱼仔“结三合会，称洪兵”，即“洪军”之意（又因其众头裹红巾，亦称“红军”）。
  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四月，梁培友与李文茂、陈开等武装合股进入广西，联合当地“土匪”如黄全义、梁昌（“大口昌”）、李文彩（“李七”）一道，在近两年的时间内，陆续攻陷浔州、贵县、武宣、象州、平南等府县。
  八月，这伙武装在浔州建立“大成国”。这就是所谓的“裂土自雄”。
  “长毛”原指蓄发之“太平军”成员。然而，“广西自道光二十七年土匪纷起，……不独流贼、土贼，即团练亦贼，居民亦贼。……自洪秀全创谋蓄发，流贼、土贼亦多蓄发，欲其不易散也，堂匪不蓄发，易趋避也”。由此可见，即使是当地官员，也不认为“长毛”是太平天国所特有，除堂匪外的各种武装皆可能有。
  从流贼、土贼、团练成员构成来看，“其乐于从事类皆无赖亡命之徒”，这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员，是社会的游离群体。他们没有经济能力请剃头匠进行日常“薙发”，为了防止头发散乱，常常将长发并拢为一束于身后，当地乡民俗称为“长毛”或“短毛”。
  可以这样认为：“长毛”的形象应该是当地一些武装组织成员的一种标志。至于“从太平天国制蓄发”的说法，应属李健儿对“长毛”专指“太平天国”的误解所致。
  “投军”，原意是投奔军队去当兵。谙熟八股的黄海安不大可能用它表示参加“匪”类武装或所谓的“洪军”。
  按清代的世兵制度，普通平民不能成为八旗军或者绿营等经制兵。刘永福的“投军”显然另有所指，据前文对上思社会背景分析可知，这个所谓的“军”应该就是在上思本地招募土勇，且“养勇千名，朝夕训练”的“清平团”（迁隆吴二的客团应无招募练勇的实力）。
  自咸丰六年后，“清平团”频繁参与周边府县的剿匪作战，必定不断招募练勇以维持战斗力。精通武艺并有“正统”思想的刘永福应募去参加这种团练武装，以解决眼下“生存大难”的问题。
此外，刘二原居之桂晓村隶属于迁隆，因此，任何外出的行为需得到迁隆司土官的首肯，派发通行的路票方可成行，这或许也是先抵迁隆的另一个原因。

　　刘永福的“投军”并不顺利。六人来到迁隆后，压根儿就没有团练打算招勇。“居数日，曾、凌、邓三人他去，永福乃与李保哥及哥利三人往谒郑三”。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原因是有可能的：一是迁隆土官未发路票；二是“清平团”主要由“土练”构成，并不招募刘永福这类“客人”；三是拒绝将体弱多病的李保哥一并招募；四是“咸丰八年，现琼收队回局”，此时暂未募勇。
　　此时的刘二兄弟及哥利三人，已没有什么退路可走。急需找一个落脚点安顿下来，其它的再作打算。
　　进退维谷之际，刘二想起了一位人物。
　　此人俗称郑三，钦州那良人，那良与古森峒仅一山之隔，算是刘二老乡。
　　十几年前，郑三一位姑姑嫁福禄村一黄姓人家为妻。福禄村位于迁隆州署北七里，以黄姓人家为主，其祖先迁自十几里外的那钱村，经过百余年的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百来人的小村。
　　郑三一家因姑姑的嫁入得以迁居福禄村，傍村而居。在他之下，还有郑四、郑五、郑晚三位弟弟，个个身强体壮。
　　刘二以前在明江水路行船往来时，就熟识了这位钦州老乡。
　　郑三表哥黄大（在《刘永福历史草》中，称之为“黄升奇”，但后来在李健儿的《刘永福传》中改称“黄大升”，由于两书皆源于刘永福，当系同一人，名升奇，家中长子，故俗称黄大或者“大升”），是迁隆土练下辖之福禄村勇头目（所谓“旗头”），意即团正。
　　笔者认为：所谓“旗头”，并非什么正规职位，而是一村团练之头目（团正）的俗称。因为“团练组织是以‘旗’为单位，通常写有‘义民’和某一村庄的名字。后者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支团练就代表着某一个人自己的村庄。乡勇们喜欢在本村的旗帜下，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单位的旗帜下前进或后退”。黄大是以黄姓族人为主的福禄村团练之“旗头”，郑三只是附居福禄村少数“客人”群体中的“老大”，并非该村旗头（《刘永福传》并未称其为“旗头”，是正确的）。
　　作为村民，郑三、刘永福等人是村团团勇，外匪入侵时有守护本村之责；作为“客人”，也随吴二的“客团”成员一起参与堵御外匪行动，对于生活困难却精于武艺的刘永福来说，这类行动虽然有风险，却是合法获取钱粮的有效方式。
　　郑三兄弟及其它客居此村的十来个丁壮，也编成一小旗（队），作为本村的“先锋”旗队，参与护村。不过，作为客居此地的“来人”，郑三他们与迁隆的客练关系似乎也更好。



　　从组织结构来看，清代桂西一带各类地方武装（团练、匪党）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一位总头目（或团总、或称为“某大”的大哥），下辖数支（旗）武装，旗内人员多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员组成，如有血缘关系的村屯丁壮、同为客居的老乡。各旗内人员只听从旗头的号令，而郑三所谓的“先锋”一说，并非现在我们想象中的“高大上”，它只是在匪盗侵犯村屯时，作为防守第一线的村勇而已，也就是最早受伤并死亡的那些人，如同低级别的工蚁一样。
　　刘二等人前来投靠，郑三十分开心，一则不用自己养，二则自己旗内又添加几位丁壮，乐于为他们在福禄村的定居作保。
　　从此，刘二三人住在村边偏僻一角，平日里或帮村里人养牛放马、或做些短工，以换取一点口粮为生。
　　严格来说，刘二走出人生中重要的第一步并非梦想中的“投军”，也非“投勇”，只是从桂晓村迁居福禄村而已。
　　不过，虽然没有达到最初“投军”的目的，但也算是自己向外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只是这样的村勇，在官方看来，是游离在“土贼”与“勇”之间的人群，出劫时为“土贼”、“土匪”，护村时为“村勇”，而平时则以务农为业。
　　笔者按：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刘永福一开始就是奔着郑三去的。
　　但是，如此一来，一班人抵达迁隆时会直接前往近在咫尺（距迁隆六里）的福禄村。从他们在迁隆盘桓数日才投郑三这一点来看，刘永福等人出投的初始目标并非郑三。
　　且说刘二三人定居福禄村不久，平素就体弱多病的李保一病不起，刘二守候在身边照顾，只是无钱请医，加上营养不良，病情日益严重，形如枯枝，苦熬二月，竟而亡故。
　　经历了丧失父母、叔父之痛的刘二，此时此刻，心中一片空白，欲哭无泪。可怜天下虽大，身边却已无亲人可牵挂。
　　李保哥之死，冥冥中应验了父亲墓穴饿虎食人之兆，那么，作为家中仅剩的独苗，能否“出将”不敢想象。
　　对于刘二来说，眼下，活着，才是根本。
　　李保哥死后不久，刘二第一次参加能够领取饷粮的练勇“工作”。
　　原来，自从咸丰六年兵练克复上思州城后，士气旺盛的“清平团”转战周边各地。退踞忠州的周二、梁大坐立不安，为了安全，两人率所部百来号人，退却到太平府属思州（又作“下思州”，今宁明县海渊镇思州村）一带游荡。后来，更是占据海渊（《刘永福历史草》作“海湾”）作为据点。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二月十八日，周、梁武装仅围了三天就拿下思州。需要说明的是，无需为周二的武装实力惊叹，清代广西西部一带的州县规模小，人口少，其所谓的州城（署地），其规模甚至不到百户，基本没有什么守兵，多以劳役类的村勇做象征性的守护，一触即溃。一般规模的武装团伙，都很容易就入据。
　　周二武装的到来，思州其他地方百姓感到不安，防止其窜入本地，各村集资合邀外地团练以保护地方。



　　迁隆客练团总吴二，十分乐于接受思州百姓之邀，这样一来，既可在当地派征月规养练，又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吴二在迁隆周边村屯招募丁勇，以壮大自己的实力。
　　对于生活艰辛的郑三、刘二之类的村壮来说，应募外出作战是最便捷地“合法”获取粮饷一种谋生方式。一般来说，普通百姓是不愿意从事这类有风险的行当的，毕竟有家有室有牵挂。对于刘二来说，孑然一身，无牵无挂，生存才是第一的，自然乐于应募前往。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初夏，吴二率团前往明江北岸防堵，郑三兄弟及刘二等亦随之前往。经过近百里的行程，一班人马驻扎在明江北岸的尾墟（即后来的北江墟，思州属地，今宁明县北江乡）。
　　双方虽然隔江相望，近在咫尺，内心里却不愿意交战，毕竟乡里乡亲的。不过，为了显示实力，双方不时地隔江放炮，如此这般，以明江为界，守住各自的地盘。
　　无谓的对峙持续了一年有余，虽然有吃有喝，但也无钱可捞。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底，堪堪将近年节，郑三思家情切，毕竟老婆孩子还在福禄村，想回家过年。不久，郑三便径自率本旗十余人，包括刘二，一同回到福禄村，继续过着平淡的小日子。
　　笔者按：
　　显然，吴二（郑三）等所谓武装的性质已不言而喻：团练。对此，下一章将更为确凿说明。
在“以仁善垂为家训”的环境下长大的刘永福，不是那种为了自己的生存就无视律法，肆意妄为的“懦夫”。因此，当他遇到“岁荒农歉，贫困不能自存，乃谋迁地”，这是普通百姓本能的一种求生方式。
　　刘永福血气方刚，精通武艺，外出“投军（练）”是一个既能为百姓谋平安，又符合自身条件的“合法”生存方式。这是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如刘永福“位卑未敢忘国忧”的一种写照。
　　如果认为百姓动辄以生活艰难、民不聊生便会“起义”，推翻封建统治。这种观点缺乏严谨，甚至是一种“道德绑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遭遇困境的普通百姓，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认命和努力生存，而不是改变社会制度、“起义”之类的超前意识。
　　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社会矛盾凸显。国家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宜罔顾历史真相，盲目鼓吹（教育）、赞扬这类所谓的“起义”、“农民运动”。长期以往，只会让那些稍遇人生困境的人，自身不作努力，一味怨天尤人。不愿意走合法合规的渠道，甚至铤而走险，触犯国家法律（如今常见的所谓“暴力抗法”），走向社会对立面的极端做法。
　　正如时下流行的一句话说的：遇到了困难，不要埋怨自己，不要指责他人，不要失去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

　　自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五月初南宁被陷后，左江镇、道、府各级官员专注于克复南宁事宜。
　　吴凌云趁兵练撤出之际，率部回据陇罗，其盟友葛二据陇名，卢裕纶据九岸（又作“狗岸”，时属左州，今属江州区濑湍镇），黄晚、黄翠东据驮丁（今渠黎镇驮汀村），熊文聘据布窑。
　　八月十五日，吴德征用计克复南宁。
　　十月初一日，李文茂遣张标攻占庆远府城，右江道张凯嵩因弃城逃遁被革职。
　　十月初四日，在“清平团”的协助下，“砥柱团”、“康良团”对实力最弱的布窑、驮丁二村实施围攻。双方相持中，熊文聘外出求援被擒杀，黄翠东中炮伤重身亡。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二月初七日，布窑被团练攻破，黄晚放弃驮丁，投附陇民葛二。
　　四月，黄晚引葛二武装渡过左江，袭陷江涨村（时属隆化四都，今属驮卢镇），报复并杀死了“康良团”何振珊等三名团总。在闻讯赶来的“砥柱团”、“康良团”的攻击下，葛二冒雨退回陇民。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五月中，因与对河韦姓人聚居的拱驮村（时属隆化四都，今属驮卢镇）人有矛盾，驮卢武装头目温阿富招引吴凌云、林发志进据驮卢墟，黄万年武装分踞灶瓦村（时属崇善县，今属驮卢镇）。不久，吴、黄两人分别打着“统领陆路前队兵马镇北大将军”、“统领陆路右哨兵马平南大元帅”旗号，声称要教训拱驮村。从事后缴获的旗号来看，此时的吴、黄二人的江湖地位基本一致。
　　八月二十二日，秋收时节，吴、黄武装乘夜袭入拱驮村，韦姓村民奋力抵抗，竟将来犯者驱逐出村。此后，拱驮、新村村民筹粮招募“清平团”练勇六百名，与前来抢割两村稻谷的吴、黄武装对垒。
　　九月初七日，吴、黄武装与“清平团”、“砥柱团”、“康良团”的交战中依然没能取胜，再次退回陇罗、陇名，养精蓄锐，并尝试用其他方式谋求壮大自身。
　　咸丰十年（越嗣德十三年，公元1860年）正月间，越廷甚至称“李大益、宁国金（疑指凌光澈，钦州峒利墟人，刘二作凌国金，音近之故）、吴凌云扰过北宁陆岸县辖，领知县陈绍率众拒战，死之。”虽然不能确定吴凌云是否真的至此，但打着吴凌云名号行事并非空穴来风。


　　这里有些事情值得说说，咸丰九年夏，一向弱不经风的清军，面对英法炮舰的挑衅，勇敢回击，取得了第二次大沽口战役的胜利。但这仅有的胜利却不能改变整个战争失败的结局。
　　“天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历经“天京之乱”后，元气大伤，与清军交战，虽互有胜负，但逆转之势已无可避免。
　　令人疑惑的是，洪秀全迷恋于天京的奢侈，舍不得放弃，变主动为被动，成为众矢之的。
　　在清军日益紧逼中，“太平军”因保卫天京而疲于奔命，不仅错过了向其它地方发展的机会，也将“太平军”的战斗能量在一点点地消耗。暂且不表。
　　再说吴凌云，经过近一年的休养生息，元气渐复，通过与黄万年、卢裕纶、黄晚、葛二等武装的联合，实力日渐强大。吴凌云之名号，桂西各州县，几乎是尽人皆知。
　　为了自身的安全，各村屯百姓别无选择，只能拜台入伙，编户缴纳月规，以求平安。
　　平心而论，桂西地广人稀，山多林密、交通通信极为不便。吴凌云统辖各地武装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指挥各地武装行动。
　　以莫六攻陷新宁州城为例：新宁贡生莫先巽，家境殷实，其子莫四、莫五、莫六在当地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因莫五与堂叔莫其键在管理本州户房时产生矛盾，势同水火。恰好有一股贼匪滋扰新宁州东北，知州程佐派莫五与家丁刘某（与贼目刘某相识而做中间人）前往贼巢谈招抚之事。莫其键串通生员李怀玉（同治五年因民愤极大而被知州正法），捏造莫五通贼书，并不经由官命，擅自将莫五、刘某斩杀并枭首示众。莫四、莫六逃往右江一带。不久，两人就聚集了一队人马，准备回新宁州报仇，因探知州城已有防备而暂时作罢，转投时在陇罗的吴凌云。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七月十七日，得知新宁州城防空虚，报仇心切的莫六擅自率领几百人，乘夜疾行百里，直抵州城。他们从西北隅爬墙入城，杀了几位把守城门的壮勇，拥众进城。
　　由于声言只杀仇人，州人倒也知趣，无人阻拦。莫其键闻知逃之夭夭，莫六遍寻不获，遂迁怒于他人。他将莫其键家人及女婿廪生黄敦本、附生文周二家男女老幼尽数杀光，随后在州城内四处搜寻各家财物。
　　三日后，为了避免被闻讯而来的团练包围，莫六急急离开州城，同时掳走男女百余人（掳人家男、女的干什么用？），包括代理知州郑元振，一并带回陇罗。
　　可怜书呆子似的郑元振，目睹无辜百姓遭殃，自己也无端被此事牵连，进了“贼窝”，功名扫地，气的一病不起，没几天就死去。
　　纵观这次新宁州被陷，前因后果十分明显，全是莫六个人复仇行为，与吴凌云关系不大，却也挂在他的名下，更不用说宁明、龙州等偏远地方。地方官员之所以将各地武装活动一概归咎于吴凌云，其意不言而喻：塑造一个强大的敌人，便于为自己治理无方推卸责任。
　　此时吴凌云也明白，在新宁州与团练（主要是“砥柱团”、“康良团”）进行的数次交锋中，虽然双方彼此斗狠斗勇，己方并没有占到便宜，甚至还略处下风。要战胜对手，自己必须强壮，这就需要更多的粮饷以便招兵买马。那么，钱从何而来？他筹划一个更具野心的战略行动：入据太平府城！
　　很快地，在新宁州、左州、江州、忠州、罗白等地的各路武装人员，似乎有意无意地向太平府城方向运动。
　　府城周边“匪”情异常的动向，引起了知府刘作肃的注意。
　　刘作肃，字敬亭，奉天承德县人，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举人。自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起，历任天河县、武宣县、凌云县知县，为官明敏勤俭贤良，政声颇佳。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任宁明知州兼明江同知，当时的宁明历经贼匪劫掠，百业萧条，乡民逃亡。刘作肃到任后，修筑城墙、编训保甲，民心安定回归。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龙州遭贼匪劫掠，百姓逃往宁明避难。循踪而来的贼匪将宁明团团围住，并派人送信，声称索银六千两方肯退走。不过刘也算是书生中的一条汉子，回道：本州只有一腔热血、两袖清风，如要即入城领取！宁明城被围攻五月仍不破。就是到城中粮竭时，众人皆议当弃城而去，刘作肃认为贼攻数月不下，伤亡众多，必将迁怒于百姓，不如死守，或有生机。并坦言如城陷请缚之献贼以保百姓，众人因而坚守城池，贼匪终弃围而去。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刘作肃署太平知府，与新太协多禄分道驰剿，收复了被曾五晚占据的太平府城，并基本肃清周边匪乱，赖其所赐，府城周边百姓得以有数年休养生息，日趋繁荣。刘永福所称之“舒太爷”（“肃”音误所致，“太爷”、“阿爷”是百姓对地方官的俗称）便是指刘作肃。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承平日久，刘作肃反而忽略了府城团练的建设，并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着府城周边的不明武装越来越多，刘作肃压力山大，他心知府城兵勇寥寥，防守形势严峻，急忙向周边州县发檄文，檄调府辖州县的团练前来守城。
　　但是，按照惯例，檄调团练前来守城，往往“谕令各图团绅自备饷项”。这对地方来　说，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难以忍受。比如永康州，咸丰五年春，知州“奉太平知府刘作肃飞谕救援，调各图练丁三千余”前往府城，相持数月，“用钱五千余串，米十余万斤”；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为协助吴德征新宁剿匪，永康州各图先后出钱七百千文，米十万斤。按当时雇佣邕、隆（安）壮勇的价格，“每名每月支钱三千文”，每天一百文。数年如此，府属各团显然力不从心。他们或以路途遥远、或以临近秋收，应者寥寥。
　　无奈，刘作肃向府城士绅、商户劝捐，无奈所得不多，只得开出“每人每日廿文，米十二两”的待遇募勇守城。
　　对于如此低的待遇，竟然有人心动，他就是吴二。
　　得到消息后，吴二马上在迁隆各村招募乡勇。黄大、郑三、刘二也都心动了，毕竟这次是去太平府城，平时想去都没有能力去的地方。何况待遇与前次思州不同，不仅有吃的，还有钱饷，虽然少得可怜。
　　福禄村数十名土客村勇组成一旗，黄大为旗头。加上吴二招募的客团成员，合计约几百人，向太平府进发。
　　一行人步行约四日，行程一百三十余里，沿福禄、上屯、罗白，渡过丽江（左江上游一段），抵达太平府城。
　　太平府城在崇善县地，城池东、南、西三面被丽江环绕，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因府城形如酒壶，故又称壶城。
　　限于当时的条件，无法从左江南面渡河直接攻城，因此，要想进入府城，首先得拿下易守难攻的壶关，
　　在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布置妥当的壶城，易守难攻。不过，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是一座无退路无后援的孤城，无法作持久战。
　　对于严阵以待的太平府城，觊觎府城繁华的各路人马陆续抵近壶关。他们的人数号称有数千之多，但相互并不统属，更多是想趁火打劫，分一杯羹而已。
　　大家只是远远地驻扎在府城周围，等待带头大哥吴凌云与知府刘作肃的交涉结果。
　　最初，吴凌云的要求似乎并不复杂，就是想强入府城为团而已。刘作肃剿匪数年，多有胜仗，自思与匪不共戴天，当然不愿受胁而妥协。显然，刘作肃缺乏变通，重剿轻抚，如将吴招抚为团以羁縻之，倒也不失为一解决方案。
　　见协商不成，吴凌云吩咐各部每日里摇旗呐喊，相互呼应，自壮声威，用以恫吓守城兵勇。



　　此时的太平府城，乡民依旧出入，虽暂无交战之忧，却有僵持之虑。随着大批团练的到来，粮饷耗费巨大，“贼”未攻而城已自危。乡勇粮饷十日一减，入城才一个多月，已无饷可发，粮则以绿豆充数，最后连绿豆都无，以野菜生果充饥。
　　原以为能赚些粮饷，现在不仅一无所有还可能要性命相搏，乡勇们可没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
　　眼见太平府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不少练勇打了退堂鼓，溜之大吉。
　　此时，黄大也考虑弃守回乡，奈何太平府城南部皆被土匪占据，无路可回。刘二建议前往太平府城西北上龙土司逐卜墟（现属龙州县，又称“竹朴”、“足卜”，皆音近故）投靠王士林，暂避一时。
　　王士林，下雷州人，是上龙司“嗥如团”旗下的一名团总。他以上龙彪悍的逐卜村壮为班底组建的逐卜团，为上龙土司、归顺州（今靖西县）、下雷州、安平州、太平州周边一带百余里范围的村屯提供保护。他按村户收取规费、粮米，如同现在俗称的“保护费”。
　　刘二早年在明江行船时，就听说过王士林的大名。见刘二如此一说，黄大决定先去看看情况。
　　数日后，黄大回来了，情况确如刘二所言，王士林还保证给投附的乡勇待遇与太平府一样。
　　事不宜迟，黄大、刘二等二十名福禄村村勇决定投靠王士林。为避免吴二阻拦，一大早城门刚刚打开，他们便偷溜出城。大家紧赶慢赶，直到次日傍晚，才到逐卜墟。
　　通过与总管翁大说明了投靠的来意后，翁大随即安排地方安顿并给米二十斤，钱四百文。
　　早已饥肠辘辘的黄大等人随即将钱尽数购买了肥肉、豆腐与酒，作一锅烹。只是未及煮熟，一班人急不可耐，就开始大快朵颐、划拳赌酒。
　　正所谓乐极生悲，当天夜里，个个上吐下泻，醉眼朦胧中来不及脱下裤子，刚出门，就已如涌泉一般，喷涌而出，整条小街就已臭气熏天，行人皆掩鼻绕行。直到清晨，这帮拉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的家伙，来到墟边小溪洗澡，将洗净的衣裤挂在溪边小树上晾晒。大伙赤条条的泡在水里，自嘲福浅肠薄，无福享受。待衣裤干后，这才出水穿上。
　　半个月后，无力为继的吴二也率众来投王士林，王士林照收不拒。暂且不表。
　　再说太平府城，此时,虽然还有部分营兵、练勇协防府城，但是，新太协多禄、都司黄耀麟或许认为，对付匪盗似乎并不是营兵的职责！很快，便有善解人意的营兵暗地里与逼城武装进行沟通，双方谈妥了营兵不受伤害的开门条件。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八月初七日夜，营兵偷开城门，大批马兵不血刃地蜂拥进城。惊慌中，刘作肃家眷恐受辱，其妻赵氏，三子及幼女自尽而死，次子刘家凤被执，仅长子出逃（不久便病死）。
　　刘作肃虽是文人出身，性格却颇为刚烈，眼见府城失陷，岂能忍辱偷生？他选择了投池自尽，哪知水浅不能死。吴凌云的手下将其救起后，以其贤名而不忍杀之，只是将他软禁在府衙内。
　　但刘作肃并非贪生怕死、苟且偷生之辈，抱着必死之心，竟然绝食七日，自缢而死，随妻儿去了，不枉为清廷的一位书生硬汉。
　　随附一首据说是刘作肃的绝命诗：
　　父教我尽心（忠），君责（教）我尽力。
　　心力俱（既）已竭，捐躯复何惧(又作“捐躯宁自惜”）。
　　投塘苦被拯，绝粒已七日。
　　忍辱而偷生，何以对（立）天地？
　　一死报君恩（亲），此外何足冀（又作“此外复何冀”）？
　　但得人民安，妻孥甘并弃。
　　留诗质古人，乾坤有正气。
　　可叹大清国缺的就是这样的官员。
　　对于太平府事变，史载：“城中无储栗，协镇兵半与贼通。围亟，守陴者皆走散，贼逾墉入”；“咸十年八月八日，粮竭城陷”。“城中无储栗”情节与《刘永福历史草》的相关描述有异曲同工之处。吴二协守太平府的行动以粮尽饷绝、弃城他去而告终。
　　本月二十九日，自称绅士、浪漫的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做着“强盗”不如的恶行。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再一次举起“蛋糕之刀”，在中国进行利益分割。清政府面临着外交内困的窘境，无一例外地再次签订不平等条约，赔款了事。

　　那么，对于吴凌云此次入据府城，他都拉了那些盟友大哥参与呢？
　　据史料记载，有以下几位：吴凌云、黄万年、卢裕纶、黄晚、葛二。此外，甚至还有吴凌云之子“吴终”。
　　“吴终”，又作吴亚终，从其弟名“吴元”来看，“吴中”或 “吴忠”应该是其本名，而“亚终”、“亚中”、“阿忠”、“阿终”只是俗称，至于“吴亚终”之“终”字，显然是官方有意而为之。由于现已无法考证具体名字，本书如有上述称谓皆为同一人。
　　有趣的是，《刘永福历史草》似乎只记录了一个叫杜五大的所谓“巨盗”。作为太平府事变的亲历者，刘永福对参与者的描述却有些语焉不详，不合常理。
　　杜五大，崇善县人，曾与盘轮七（即黄彪英，黄崇英之弟）结为一伙。与前面几位相比，说其为“巨盗”，有点言过其实了，只能算是小弟。
　　刘二在讲述防守太平府城的故事中，有一个问题令人十分迷惑：为什么他只记得一位小弟　　级别的大哥，而对几位重量级的大哥则如此健忘呢？
　　笔者认为，这其实是刘二故意卖的一个历史关子！
　　时至今日，我们对刘二的“健忘”的原因，可能想到的有下面几种情形：
　　一、会不会是晚年的刘永福忘记了呢？
　　从《刘永福历史草》的内容来看，他能较详细地记述许多人物事件（甚至是儿时）的情况来看，显然不会是“健忘”的问题。
　　二、刘二等人早早就弃守府城，因此只记得前来逼城的第一位大哥杜五大，其他大哥可能是弃守后才率部前来，因此并不知情。但是，刘二后来又随王士林参加了克复太平府城的行动，如果还不知晓这些“大哥大”级别对手之名，显然说不过去。
　　三、刘二有意识地隐瞒了这些重量级大哥的名字，以维护自己那颗“傲娇的心”。为什么呢？想想看，这些人物都与刘二后来臣服的“延陵国主”吴凌云有密切关系，如果说出来，自己成什么人了？
　　其实，刘二是否“健忘”，我们可以在《刘永福历史草》中发现一丝端倪。该书提到太平府失陷是因“右江马陆十”以及“狗岸的共二三千人，攻入太平”。
　　可以肯定的是，没人真正明白他说的是谁。
　　笔者认为，“右江马”是一种民间指称，如同“右江人”一样，泛指右江流域的人。那么，“陆十”是谁呢？查询相关史料，发现陆姓人物有镇安府匪首“陆四大”，与小张三、黄崇英齐名，但是“陆四大”是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浔州府“大成国”陈开武装被剿灭后，才散入镇安府发展的，因此“陆十”不是“陆四大”。
　　经过反复研读《刘永福历史草》，对比相关史料对克复太平府城情形的描述，就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谜底。
　　原来，这个所谓的“陆十”，其实是音、字双误所致！
　　“陆十”其实是刘二说的 “罗大”之误，意指后来被吴凌云封为“元帅”的罗品光。
　　罗品光，又作“罗品洸”，外号“罗大”,“得胜堂”大哥之一。早年曾与梁日高、林发志、葛二等为盟友，在右江下游隆安县叮当墟、宣化县那隆、潭洛一带活动。
　　由于白话音“陆”、“罗”近，而“大”字又被辑录者误作“十”，造出一个莫名其妙的“陆十”，令人啼笑皆非。
　　至于“狗岸”，则是指卢裕纶，因为他占据了左江下游的水、陆道要地驮朴、九岸，因白话音“九”同“狗”，故又称为“狗岸”。



　　由此可见，刘二其实很清楚有那些带头大哥参与了围逼太平府城，只是因为个人面子的原因，刻意隐瞒了与之关系最重要的几个人物。
　　再说太平府，刘作肃死后，吴凌云下令将其子并代理崇善县事左州学正蒋应奎、卸永康州事西隆州州同冯应镛等一批文官带往陇罗。至于多禄、黄耀麟以及千总李为梁等武官及营兵，仍照事先约定，同住城中，不受干扰。
　　在这期间，黄耀麟第一时间向上司寄发了有关太平府城陷落的情况报告。
轻易入据府城，无疑大大提高了吴凌云的威望，他成为各地土匪武装公认的“带头大哥”，“大哥”们纷纷派人前往府城，向他表示了拜服之意。
　　巧合的是，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的四月至六月间，竟然出现了太白星（金星）白昼可见的天象！据史载，早在汉代，便有“太白昼见经天，强国弱，弱国强，女主昌也”的记载，按此说法，倘若立国，或有很大的机会！眼下，群雄们的恭维显然让吴凌云有点想法，从而激发了他的欲望和雄心。
　　咸丰十年十月，吴凌云忽然下令，所有人等皆蓄发，否则一律处死！无异于“大逆不道”！显然，吴凌云要有大动作，其据城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
　　正所谓“各为其主”，多禄、黄耀麟、蒋应奎、冯应镛等文武官员（包括刘家凤）宁死不从，皆被吴凌云下令处死。
　　吴凌云为自己和族人挖了一个坑，已无退路可走。
　　再说刘二、黄大、吴二等人，一直待到各路武装相续离开府城，道路恢复畅通，这才辞别王士林，辗转回到迁隆各自的家中。
　　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吴凌云获悉盟友甘大（宣化苏墟人）武装在养利州（今大新县桃城镇辖境）东之大岭墟（今桃城镇大岭村，大新县东二十里）被团练阻击，吴随即派遣黄万年率部北上，乘虚而入，占据养利州城。
　　此时，吴凌云以及盟友们的势力范围似乎已经达到顶峰，龙州、宣化、新宁、永康、罗阳、养利、茗盈、万承、全茗、龙英、安平、太平、左州、江州、忠州、罗白、上思等十几个州县地，纵横三百里，到处都有打着吴凌云名号的武装在活动。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赔款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将大清的家底消耗殆尽，对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
  由于“广西军需万分匮乏”，基层官员缺乏强有力的武装来管控地方。因此，当各地匪患纷扰时，地方政府往往是顾此失彼。当时影响广西最大的武装有二个，其一是脱离天京的石达开部于咸丰九年进入桂北，转战于桂、湘、黔三省交界一带。咸丰十年六月，石达开率部抵达宾州（今宾阳））、武缘（今武鸣）一带，部将赖裕新率部意图攻打南宁府。左江道吴德征竭力防御南宁东北，以阻其南下。其二是“大成国”系统的武装在柳州、梧州、浔州以及南宁一带的活动频繁，攻城略地，一度威胁到省城桂林的安全。为了剿灭“大成国”武装，由入桂的湘军负责陆路，广东水师负责水路，以期剿灭“大成国”。广西地方则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营兵及团练协助进攻这两股武装。如此一来，桂西各府州县几乎无兵可用。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十一月初，巡抚刘长佑首先收到泗城府凌云知县余萼衔送来的有关太平府城变故的报告，当时仅仅知道刘作肃死难，其余官员下落不明。不久，刘长佑再接到驻扎上思的左江镇色克精阿转交黄耀麟送来的有关吴凌云阑入太平府城的报告。不过，黄耀麟草拟报告时显然没有预料到事情发展的严重性，仅仅将吴凌云入据太平看作是地方武装恃强为团之举。
  对于太平府之变，左江镇色克精阿只能以“经费、兵力未集，尚稽进剿”敷衍了事。
  至于清廷，则限于驿路阻隔，信息不畅，以至于太平府城陷落后，直到第二年三月，巡抚刘长佑才将部分情况以及对策上报，根本没法及时做出应对策略。
  正因为如此，吴凌云武装有了发展壮大的空间与时间。
  占据太平府城后，各地“大哥”的拜服使得吴凌云有点沾沾自喜，没有冷静地分析当前的形势，而太白金星的异象，更让他想得更远：自立为王。
  年底，在与主要盟友协商后，他向附近州县的各类武装组织（包括团练）的“大哥”发字帖，邀请他们前往陇罗观礼。
  这是一个暗含“选边站位”、“扶王”意味的邀请，所谓“扶王”即支持拥护之意。
  吴二与迁隆客团另一位团总凌光澈（前有备注）很快就对吴凌云的邀请做出了回应：去“扶王 ”以表示“臣服”。
  郑三兄弟或许并未明白其中的意味，追随吴二前往陇罗。地位卑微的刘永福，没有选择的余地，随同左右一道前往，当然，也可能仅仅是看看热闹。
  那么，吴二为什么“扶王”呢？无人知晓。
  笔者认为，吴二此举带有很强的投机心理。陇罗位于新宁、忠、江三州交界地带，距迁隆直线距离约七十里，也就二、三天脚程。环顾四周，新宁、江州、忠州、思州、罗白皆为吴凌云的势力范围。如不为所动，坚决抵制，迁隆或立将遭受劫掠之祸，毕竟官军远水不救近火；“臣服”示好，眼下至少能够保障迁隆客商的生命财产安全。至于罪责，通常可以通过“反正”、“投诚”等方式解决。当然，狐假虎威，借吴凌云之名提高自己“客团”的名头，在与迁隆土练的博弈中占据优势，也可能是一个原因。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吴二“扶王”之举似嫌轻率。当时，在迁隆附近，不论是在妙墟（距迁隆、福禄皆约八里）徐五的客团，还是迁隆本地的土团，甚至毗邻的上屯村（《刘永福历史草》作“上田”，位于福禄村北约三十里，时属忠州，今属扶绥县柳桥镇）土匪梁培德武装，更不要说实力强劲的“清平团”，它们都没有将吴凌云看在眼里。
  以吴二客团的实力，“扶王”显然不合时宜。

  这里，笔者有一个疑问：吴凌云为什么会以“延陵”名其国呢？通过研究吴姓的起源，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东西。延陵，古邑名，其范围大抵在今江苏省常州市及丹阳市以南一带（现尚有延陵镇），由于此地曾为春秋吴邑，季札公(季子)所居之封邑。季札以贤德著称，三次让国，继承了先祖泰伯和仲雍的美德，故被后人奉为至德第三人，因又其奉在延陵邑，因此称其延陵季子，后人把吴氏堂号取名延陵堂，吴氏家族常常自称延陵世第、延陵世家，因此，吴凌云建国称“延陵”也就很正常了，这也从侧面证明，吴凌云并非壮族。

  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吴凌云甚至还跟随潮流，生硬将“延陵国”与“太平天国”扯上关系，声称其王位是受“太平天国”册封。不过，这样的说辞反而说明吴凌云对自己的实力缺乏足够的自信。
  吴凌云随即分封盟友及观礼的各地武装头目大小不等的“官位”。
  据相关史料记载，被封官的主要人物有：黄万年为“辟疆侯”，黄崇英为“护国侯”，陈国志为“定国军师”兼左丞，梁日高为左相，邓成业为“太子太师”兼右相，谢帼贞、李龙长（又称“李陇长”）为“军师”，罗品洸为“元帅”，卢裕纶为“水师都督”，曾五晚、邓佩锦（又作“邓晚大”）为“建武将军”、黄克昌为“开国将军”，还将其他数十支小规模武装头目（如凌国金、吴二、梁唐晋、黄天成、黄如珍、葛绍仁等）封为正、副“都统”。
此外，吴凌云还在陇罗建造了准备作为皇宫的五凤楼，下令辖域内乡民皆须蓄发，编户纳粮。有趣的是，与此同时，越南阮朝的嗣德帝下令在国都开建五凤楼！历史总有些巧合，意外不意外？
  事后证明，这是吴凌云一个不自量力的行为，近乎所谓的“冒险主义”。

                 第二十章 延陵国（下）

  为什么说吴凌云此举是“冒险主义”，主要存在下面几个问题：
  一、对清廷的形势与态度缺乏分析。
  首先，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最初让清廷措手不及，几乎失手。但随着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分吴凌裂，自相残杀，人心不稳，败相已显。反观清廷，随着战线的拉长，受到影响的地方纷纷组织团练自卫，清军在拉锯战中已经开始占据上风。
  其次，清廷对匪的态度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无力回天，但是对于统治阶层来说，英法等洋夷可以用割地、赔款解决问题。一般类型的“匪”，受害者多为平头百姓，对朝廷政权威胁不大，而且受捉襟见肘的饷银所困，无兵可用，或赖以地方团练剿办或招抚了事。但是，对于直接威胁到自己的政权的“毛匪”、“延陵国”吴凌云、“大成国”陈开之类的自立称王的“逆匪”才是清廷最大的敌人，一旦清廷缓过气，当然是考虑优先剿灭的。
  二、对“延陵国”的综合“国力”缺乏了解。
  在生存资源上，虽然吴凌云与盟友所控制的范围达六千平方公里以上，但是地广人稀的特点也十分明显，咸同年间，这些州县总人口合计不到二十万，除去团练控制的人口后，实际可控人口不及五万（包括半数的老弱妇孺）。如此少的人口资源分散在近十余个州县内，山多地少、落后的农耕生产水平、土地承载力低等因素，根本无法为数十支武装提供稳定的粮饷保障。
  三、对部属武装的实力缺乏了解。
  首先，真正属于自己武装人数少，缺乏必要的训练，忠诚度低，武器简陋。其次，吴凌云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松散的联盟，他们散居各州县，占山为王。一旦遭到围剿，往往是单打独斗，势单力孤，极易被兵练各个击破。
  四、忽略了潜在的对手。
  咸丰末年，广西官军主要用于围剿入桂的“太平天国”石达开部、桂粤交界的“大成国”匪患。西部成了官军的真空地带，匪类武装纷纷涌起。吴凌云及盟友们的联合，成为当地名头最响的一伙。环视四周，看似已无对手，其实是危险四伏，这些潜伏的对手就是应运而生的团练：东北部有隆安县周平瑞的“隆安团”、永康州陆良瑞的“永康团”，东部有新宁州黄朝敬、吴廷佐率领的“砥柱团”、“康良团”，相邻的宣化县有张世显率领的以彪悍著称的“忠信团”，南部有上思磨现琼的“清平团”，西部宁明县有黄泽宏的“清安团”，西北上龙土司有王恩浩的“皞如团”。这些都是当时西部实力强劲的大团练，与吴凌云一派不相上下，各自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些团练虽然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但一定程度上也为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
  一开始，吴凌云没有侵入各团的势力范围，彼此还能相安无事（新宁州除外）。但是，在吴凌云占据太平府城后，冲昏了头脑，自我膨胀，建国称王，号令四方，拓展“疆土”。显然，他忽略了这些强豪的存在与感受，必将遭到各团的联合围剿。
  五、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单从数量上看，虽然有数百村屯蓄发、拜台入伙，但这只是屋檐下无奈的选择。作为生活底层的农村百姓，面对各种武装组织（包括团练）归顺纳粮要求，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拒绝则导致被劫掠一空，顺从则保一时平安。因此，大多数族小势孤的村屯，往往选择顺从，如此一来，百姓又不堪重负，生活愈加困难。
  此外，由于臣服的村屯上交的月规无法满足大批武装人员的消耗，武装人员往往靠劫掠其他村屯、墟市甚至城池来维持需求。
  他们以牺牲底层百姓利益来满足其发展壮大的行为，不仅得不到百姓的拥护，还会引发被劫村落的对立情绪。大村大族，往往会组织村壮，不惜一切进行抵抗（如新村、新隆村），主动加入到维护统治阶级的队伍中去。小村百姓或逃亡、或顺从、或加入团练寻求保护，亦属无奈之举。
  因此，基于这种情形下的顺从的百姓，根本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匪来则顺匪，兵来则顺兵。


  基于以上的分析，吴凌云应当以强团的身份占据府城而不是戕官自为之主。在取得合法的团练身份后，采取“广*粮”、“缓称王”方针，积蓄并壮大自己的力量，然后逐个吞并周边强团，实施“农村**城市”的战略来实施自己的梦想，才是正道。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所谓“腐朽”还是“先进”统治阶级，都不会支持“列土为王”这类分裂国家的行径的，必将予以消灭。
  类似“延陵国”、“太**国”、“大成国”这类所谓“*义”、“农**动”，一开始，他们往往打着各种诱人入伙的口号。势力强大后，其领导阶层就追求皇帝般的生活，与腐败的清政府实是一丘之貉，何来之“义”？
  某些历史学家罔顾史实，不加甄别就盲目盛赞它们为所谓“*义”、“农**动”，这是真正的“历史虚无**”！这让那些整村整屯被他们残杀的男女老幼的冤魂何处伸冤？
  中国***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仅靠其先进的思想、坚定的革命信念，更要靠越来越多的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与支持。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百姓就是水，他们的支持，体现在己方，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在对手，则人心涣散，无心恋战。
  可以说，“延陵国”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归根结底，是脱不开“匪”气的缘故。
  笔者按：
  有关吴凌云是壮族还是汉族、客家人的说法一直没有很明确的佐证（恕笔者孤陋寡闻），按清代官员认真的程度，如果他是壮人或者苗人，肯定会贴上“獞匪”、“苗匪”之类的标签，如“獞匪”李文彩、荔波“苗匪”等等。
  查诸史料，桂西一带的匪患源头，多认为自广东钦州人颜大（颜品瑶）率大股武装出现在宣化始，匪乱才达到令人侧目的程度。“巨匪”张家祥为显投诚邀功，设计诱杀颜大后，颜的部众散往桂西各州县，各立山头为王，匪患骤然纷扰各地。
  与吴凌云相关的各路盟友，多有广东籍客匪的身影，如非同类及语言相近，恐怕很难相处。因此吴凌云或者是客家人，或者是较早迁徙到新宁州定居的人的后裔（即所谓的“土人”），至少他是通晓白话、客家僾话的。
  此外，在桂西的州县志中，民族一类多为汉、土、壮三种，其中汉族主要以宋代之后迁来的为主，且“其登甲乙科者，亦多有其人”，而土人则是更早的秦汉时期就迁来的后裔，这类人基本上是当地的大姓，抑或是土地地主，如黄姓。即便如此，仍可将之称为汉族。对于壮族，在当时往往是各类少数民族如壮、瑶、苗等民族统称。至于“来人”，则多指清代逐渐迁居而来的广东籍客家人。
  吴凌云不仅是一个读书人，以得姓始祖之地“延陵”为国号，与各地武装交往密切，这些与壮人鲜有参与社会活动的特点不符，显然，他应该是汉、土人或客家人。

  吴二、凌国金被“延陵王”吴凌云封为所谓的正、副“都统”，似乎风光无限，有些忘乎所  以。两人忘记了自己的客团身份已经变成了“反贼”、“长毛”，上思实力强劲的“清平团”显然不会漠视“长毛”的存在，迁隆的平静即将结束。
  郑三兄弟及刘二等人返回福禄村后，隐约感到“长毛”身份带来的某种异样的气氛，心头涌出一丝不安。
  按照“延陵王”吴凌云拓展“疆域”，增强实力的指令。正月底，凌光澈率部分人员留守迁隆，吴二自率百来人出击，拓展地盘。他们一路南下，目标直指平福河上游的贪灵村（刘二作“贪凌村”，曾作“潭岭”）。
  贪灵村地处上思西南平福河上游，北距平潭墟四里，距平福墟十五里，东北距那兰墟（****思县华兰乡）二十里。该村周围二十里范围内，沿河分布有数十个村屯，人力资源较为雄厚。村前小河直达平福、明江，村后小道可通十万大山北仑、北基二隘进入广东之钦州，交通便利，进退皆宜。
  吴二此行，想要占据贪灵，进而将附近一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然而，吴二前脚刚走，迁隆的形势便发生了重大变化。
  上思知州王云昭得悉迁隆客团竟然打着“长毛”“延陵国”的旗号行事，大为震惊。他急忙调拨团总磨现琼、黄文清率“清平团”前往迁隆，会同迁隆土官黄继统所率领的土练，围攻凌光澈把守的迁隆。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二月，在磨现琼练勇的猛烈攻击下，凌光澈中砲身亡，部下拼死坚守，这才力保迁隆不失。
  此时，吴二并不知道迁隆已经发生了突变，心里仍旧想着如何攻占贪灵。对于从天而降的“长毛”武装，贪灵村壮显然没有多少防备，很快便缴械认服。
  入据贪灵后的二个多月内，吴二忙于制服周边村屯，以便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对于此事，史载：“（咸丰）十一年春，发匪大股扰过迁隆、土思州。五月，破入西乡贪灵、赖浮二村。现琼派勇往剿，匪退，追入迁隆”“。（吴凌云）复派伙党凌光澈等分窥上思州，破踞迁隆土峝”。“凌光澈”与“凌国金”白话音近，当指同一人；赖浮距汪淋不到2千米，距刘永福初到上思居住的“八甲”不远。
  在陇罗，吴凌云“登基”次日，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正月初九，他便派遣“辟疆侯”黄万年率领“延陵国”武装，准备围攻隆化四都的新村，即新宁团练总局所在地。
  新村位于左江南岸，与驮卢墟隔江相望，三面俱是深水池塘，一面靠山，仅有一条大路与外界相通。该村四周被密密麻麻的木栅包围，易守难攻。此时，逃进新村避祸的百姓达数千人之多（别跟我说这些都是土豪劣绅）。
  吴凌云自出道以来，一直遭到新宁团练的围攻，老家渠芦更是几度被破，族人几乎被杀殆尽。由于新宁团练的核心（“砥柱团”、“康良团”）在隆化二、四都，自然与吴凌云更是有不共戴天之仇，急欲除之而后快。
  攻占新村，既可报灭村之仇，又能取代新宁团练，成为新宁地方武装的老大。因此，吴凌云将主要力量投入新村，志在必得。
  吴凌云可能以为这只是他与新宁团练之间的恩怨，与他人无关。但是，新村岌岌可危之时，有人及时介入，他就是左江流域的管理者：左江道吴德征。
  吴德征，字宣三，江西人，他沉毅耐劳、“智深勇沉”，无人可比，尤善抚驭。早在道光末年，吴德征就在湘桂交界一带与刘长佑的“楚军”合作剿灭了李沅发武装，以同知銜获清廷的花翎赏赐，后被委左江道，署据南宁府城。咸丰六年，势头正盛的李文彩、梁昌武装入据无兵防守的南宁府城，满城文武，四散逃避。吴德征毫无畏惧，独自留在官署，忍辱负重，遍访城内“正人善士、耆老乡长，下至耕氓走卒，随时接见，均能推诚布臆”，“密筹扑灭（李、梁）之策”。最终以一己之力，密调团练，趁李、梁率部外出掳掠时夺回府城。咸丰六、七年间，他曾统领宣化、崇善、上思、上龙、下冻等地团练，夺回了吴凌云占据的驮卢墟及新宁州城。
  吴德征熟悉南、太一带的匪患情况，早年与刘长佑配合默契，谙熟刘长佑的那一套驾驭团练的手段：以德服人，恩威并施。
  与其他官员不同的是，作为一位地方官，吴德征“在军中持斋念佛，绅民随时接见，如父兄之待子弟，下情务使上达，人人呼为吴伯爷，闻之不以怪。”其独特的为官风格，在清代实属罕见。
  吴德征具有丰富的作战经历，还拥有普通文官所没有的临场决断能力，他是统筹左江一带府州县官员进行剿抚匪乱工作的最佳人选。
  此时，在左江道管内，首要敌人太平军的赖裕新已被击溃远遁，南宁另外两大“强团”孙仁广、李青天武装相互纠斗，不分胜负，争邀乞抚，境内短期无大的变故。因此，缓过气的吴德征得以筹剿“大逆”吴凌云的“延陵国”。
  面对新村团总韦作裘的乞救，吴德征手中并没有多余的一兵一卒。不过，他派出了一位适合的人物前去新宁，具体执行自己制定的清剿“延陵国”的方案。他就是在左江道行辕效力的卸代宣化知县朱腾伟。

  朱腾伟，广东钦州人，曾率团练随吴德征一道参与南宁府县的剿匪，熟悉各类土匪武装的情况，具有丰富的实战指挥经验。他能讲客家话、白话、官话甚至还有壮话，便于与各部武装沟通，有利于招抚广东背景的武装组织。

  笔者注：通过查找民国版《钦州志》选举志之荐举条目，笔者发现有“朱腾伟，历署太平、泗城知府”，故可认为，此当属同一人，其知府一职当属后任。

  很快，朱腾伟督同宣化“忠信团”团总蓝翎主簿张世显、把总郭昌龙等，“雇募精勇千五百名”前往新宁。同时，他还檄调上思“清平团”勇紧急分道前往新村救援，磨现琼随即撤走围攻迁隆的练勇，赶赴新宁州。

  郑三、刘二等人并不知道“清平团”忽然撤离迁隆的原因，甚至以为是在妙墟徐五的客团相助之故。眼下，见迁隆局势平静下来，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情形，大家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

  不过，在非常时期，郑三一改往日习惯，不再去迁隆。他时不时去在妙墟，与老乡徐五聚餐畅饮，联络感情。

  徐五是在妙墟的客练头目，磨现琼调团围攻迁隆凌光澈时，碍于老乡情谊，徐五并未响应，保持中立。如今迁隆局势平静，与郑三兄弟依旧如故往来叙旧，说不定关键时候这位老乡还能帮上忙。

  在新宁，吴凌云显然没有想到“清平团”、“忠信团”反应如此迅速，对“延龄国”武装形成了反包围。

  一开始，双方并没有急于交战，只是栅垒对峙、虎视眈眈而已。似乎在打心理战，希冀对方知难而退。在当时，这种出工不出力是团练的一种“潜规则”，拖延时日有利于获得更多的粮饷。如若急于开仗，须开出更高的赏银不可。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五月初一，双方的“默契”突然从内部打破。原来，被围数月之久，粮米耗尽的新村练勇，得知外援到来，信心百倍，从内向外发动突击。

  面对突如其来的反击，“延龄国”旗头林九大措手不及。很快，新村练勇攻破三重围栅，“延龄国”曾福臧、李恩求两位“将军”战死，新村围解。

  越战越勇的练勇乘胜追击，“延龄国”武装招架不住，且战且退。五月中旬，被迫退回陇罗。

  新村解围后，磨现琼得知迁隆“长毛”竟然占据贪灵，勃然大怒。他急忙调派“清平团”练勇赶赴贪灵，围剿“长毛”。

  获悉“清平团”动向，吴二心里有些发慌，想到自己一家大小尚在迁隆，情况不明，心里有点着急。他急忙率部退出贪灵，返回迁隆。

  返抵平福附近时，吴二有点犹豫了，此时迁隆情况不明，不敢贸然返回迁隆。

  吴二就地入据汪淋（《刘永福历史草》作“横廪”，距平福墟十二里左右）、赖浮（距刘二原“百甲”居住地不到二里）二村，派人打探“清平团”的消息，再做去留。

  获悉吴二返回，郑三兄弟及刘二等人前往赖浮与之会合。此时，吴二心有不甘，还想进闯入平福墟捞一把就走。但平福墟的壮勇也是一块硬骨头，凭栅严守，吴二竟无可奈何，只得再退汪淋、赖浮。

  不久，“清平团”循迹追来，更坏的消息传来：宁明“清安团”团总黄泽宏亦准备率练前往毗邻的思州堵截。

  黄泽宏，《刘永福历史草》作“黄思宏”，上思州那定村（今叫安乡那峒村）人。早年曾与其兄黄泽周一起在磨现琼的“清平团”当过练勇，后率本村数十族壮应募转投宁明为练。在一次守城战中（因史料稀缺，时间无考，疑似咸丰八年前后），泽周战死，泽宏奋战数日，击溃攻城土匪，名声大噪，投者众多，遂成“清安团”。

  再说吴二，眼见形势不利，打消了返回迁隆的念头，一路向西退去，进入思州、海渊等地。而郑三则牵挂福禄村的家小，率刘二等人返回村里。

  不久，吴二再退至尾墟。几年前，他曾经以团练身份在此防堵；而今，却以“长毛”之名退据于此。时间仿佛跟吴二开了个玩笑，此地此人，由勇而匪，无以言表。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六月初一（公元1861年7月8日）午间，日食忽现（俗称天狗食日），似有异象。黄大心神不定，赶忙安排郑四、郑晚和刘二等人留守本村，自己随即与郑三携家眷沿村后山路前往三十里外的上屯村，暂居友人梁德培家中，以防不测。郑五、哥利等十几人随行保护。




  梁德培，上屯村富户，又是村勇武装头目，平日里耕田护村，偶尔也外出劫掠他村捞些油水。作为忠州西南土匪一霸，梁德培对吴凌云“延陵国”不屑一顾，更不会前往“扶王”。因此，当周边战乱纷繁时，上屯仿佛置身事外，未受袭扰。
  新村围解后，磨现琼率团返回上思，着手清剿扰掠贪灵的迁隆“长毛”。当“清平团”赶到贪灵时，吴二早已退据赖浮，及追至赖浮，吴二又退走思州，渡过明江，回到三年前防守周二时驻扎过的尾墟。“清平团”这才作罢，不再追击。
  赶走了吴二，磨现琼着手清剿迁隆的“长毛”据点，并再度围攻迁隆。经过一天的交战，六月初十，迁隆失守，练勇们趁机大肆掳掠客商财物。吴二家财被掠一空，家人经福禄逃往上屯避难。
  此时，黄大、郑三等人尚在上屯，他们并不知福禄村的“长毛”兄弟即将大难临头。
  迁隆失守后，有“长毛”的福禄村将面临破村之祸，村人急忙商量对策。大家认为，是郑三随吴二“扶王”，做了“逆贼”“长毛”，连累本村。
  以前黄大在时，尚碍于他与郑家的姻亲关系，不便反对。如今黄大不在，自可与“清平团”相通，举义杀贼，可保福禄。
  于是村人暗通磨现琼，约好动手的时间，里应外合，剿灭留守本村的郑家兄弟等一班“逆贼”。
  五鼓时分，杀声震天，可怜的郑四、郑晚兄弟等十余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在睡梦中就已命丧黄泉。
  刘二身世凄凉、地位卑微，偏居村边一隅。平时他多为村人帮佣为生，与人为善。因此，村人并未打算对其下手，刘二得以逃过一劫。
  再说刘二被嘈杂声惊醒后，不明就里，赶忙翻过村栅，躲在荆棘丛中，他在暗中查看情况，准备寻机脱身。定下神后，才发现村子各栅门外均站有大批练勇，通往村后的山路也有几位手持火把的练勇把守，而村內人员正在清点并移交被杀的郑四、郑晚等人的尸体。
  刘二认为，以自己的“长毛”身份，如落入“清平团”手里，必死无疑。想到这里，不由得心生恐惧，甚至产生了自尽的念头。不过，转念一想，自己就这样白白死去心又不甘。
  正寻思如何脱身之际，刘二忽见有人撑一段竹杆越栅而出。惊诧之余，他认出是郑三的马夫老余。
  老余也是迁居福禄的“客人”，老光棍一个，平时与刘二一样，以帮佣放牛、喂马为生。
  刘二与他小声商量如何闯过把守后山的练勇，沿小道逃往上屯。老余略显胆怯，迟疑不决。见此情形，刘二决定自己硬闯，拿过老余手中竹竿，叫他跟在后面。
  两人蹑手蹑脚，悄悄接近守在小道的练勇。
  说时迟那时快，刘二大吼一声，手持竹竿就向路边的几位练勇扫过去。守路练勇猝不及防，就被打得晕头转向，火把也掉落在地，漆黑中只是用刀枪乱砍乱捅一通，刘二乘机冲入山间小道，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练勇不明就里，不敢追来。
  冲出包围的刘二，头也不回，拼命地跑，一口气跑了近二十里路，来到那廖村（又作“那了”，时属忠州，今扶绥县柳桥镇那廖村）边的山坡上。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精疲力尽的刘二瘫坐在地上，大口地喘气，他实在是跑不动了。
  好一会儿，刘二才缓过气来，感觉后背、脚后跟疼痛难忍，他以为是刀枪所伤，但其实更有可能是黑夜赤脚跑路，身背腿脚被树枝荆棘扎伤而已。
  迷糊中，刘二愕然发现一人站在跟前，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老余！他其实跟着刘二一起冲出福禄，只是刘二只顾狂奔，没有注意到而已。
  安下心后，刘二身子反而彻底软了下来，他请老余先行前往上屯，告诉郑五叫人来接自己。
  午后时分，获悉情况的郑五叫哥利骑马前来，将刘二接到上屯，住在郑三一家人住所旁边的屋内。
  寄人篱下，本就不易，何况在逃离福禄留下的伤口还需调理。刘二身无分文，一日两餐仅以稀粥充饥，更无钱请医，全靠哥利略懂点创伤草药，经常上山找些回来嚼碎，敷在伤口上权作止血疗伤。
  刘二在上屯度过了人生中最痛苦、最煎熬、最致命的两个月。
  如果没有哥利的悉心照顾和自己强壮的体格，刘二恐怕早追随父母而去了。直至仲秋，身上的刀枪伤总算基本痊愈，但脚部因此也留下了风湿的后遗症。整个人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形如乞丐。
  一天清晨，刚能活动了的刘二就与哥利商量，想办法弄些钱，以解决温饱问题，顺带弄件衣衫。哥利对此表示赞同，并说岜屯村（刘二作“巴团村”，北距上屯约二十里，南距福禄约十里。时属迁隆，今在妙镇岜屯村）边有几株野生杨桃树，此时应该结有杨桃。今日恰逢上屯墟日，趁早去摘些杨桃，还来得及赶回墟场，或许还能卖些钱。
  事不宜迟，刘二向郑四遗孀借了二文钱，各买了一个糯米糍（俗称“糯米鸡”）当作午餐，与哥利前往岜屯。
  两人紧赶慢赶，及来到岜屯村后山岭时，已近中午。二人吃了糯米糍，待下到岭脚，这才发现村边的杨桃树枝叶凌乱，那还有杨桃的影子？
  显然，有人捷足先登，将杨桃尽数摘走。
  失望之余，忽闻人声鼎沸，远远望见有数十人朝这边走来。刘二恐系“清平团”练勇，心有余悸，急忙拉哥利躲进荆棘丛中，一看究竟。
  待这帮人走近时，刘二才发现领头的是位熟人，他就是在妙墟客练团总徐五之子阿长，两人原就认识。刘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赶忙走出荆棘丛，出来与之打招呼。
  询问中，刘二这才知道，阿长系奉徐五之命前来收割岜屯村的月规之稻米（敢情杨桃就是被这帮家伙采摘一空！）。
  告别了阿长，刘二若有所失，望着两人身上被荆棘条钩成碎布条样的衣衫，百味杂陈。吴二当初如象徐五那样不去“扶王”，迁隆、福禄何至于此？自己也不至于如此般狼狈不堪，差点连命都丢掉？
  正所谓“痛定思痛”，他开始思考未来将何去何从？按说自己原为了一日三餐而出来闯荡，虽然“不能为数百万生灵造福”，但好歹也算是一位本份的村勇。现如今，自己不仅一无所有、伤痕累累，还成了一位东躲西藏的“逆贼”“长毛”。梁德培武装虽然强大，终究还是“匪”类，以后难免遭到官军围剿，如此焉有安生日子过？
  或许应该象当初想的那样：投勇，才是正道！
  回到上屯，刘二将想去再度投勇的想法告诉旗头黄大、郑三。没想到黄大也有此意，受表弟郑三“长毛”身份之累，黄大一家在迁隆已无立足之地。如若为“匪”，家人无法承受东躲西藏、颠簸流离之苦，必须找一个安生住所。他赞同刘二的意见，再投逐卜王士林，毕竟上次投靠时，他的招待仁至义尽。
  对于黄大的想法，郑三、哥利等人并不赞同，更不愿意一同前往。毕竟梁德培是其好友，实力强大，留在上屯不会吃亏，因而坚持留在上屯。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一月前后，黄大携家眷以及刘二等愿意跟随的二十余人，前往逐卜，再投王士林。
  自此以后，刘二与郑三、哥利再无见面之日。（同治五年底，梁德培武装被剿灭，或许这也是郑三、哥利乃至老余最后的命运。此是后话。）
  刘二短短半年的“发匪”生涯，就此结束。但“发匪”的阴影却是刘二一辈子挥之不去的，甚至影响到中法战争的进程。
  笔者按：
  一直迷惑于刘永福是如何从福禄逃出升天的？按说既然福禄村的村勇已经与磨现琼暗通，郑四、郑晚等十几人都被杀死，如果刘二属于勇猛彪悍一类的人，必定是村团首先杀掉的目标，不会轻易放过。因此，肯定有其他因素的存在。笔者推测，刘二投靠福禄村郑三后，极有可能在村里与老余一起做马夫并为村民放牛为活，与村民关系较好。由于地位卑微，身世凄凉，以至于村勇并未考虑杀之，否则他不可能与马夫老余轻松逃生。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六月初一午间，日食忽现（俗称天狗食日），似有异象。黄大心神不定，赶忙安排郑四、郑晚和刘二等人留守本村，自己随即与郑三携家眷沿村后山路前往三十里外的上屯村，暂居友人梁德培家中，以防不测。郑五、哥利等十几人随行保护。
  梁德培，上屯村富户，又是村勇武装头目，平日里耕田护村，偶尔也外出劫掠他村捞些油水。作为忠州西南土匪一霸，梁德培对吴凌云“延陵国”不屑一顾，更不会前往“扶王”。因此，当周边战乱纷繁时，上屯仿佛置身事外，未受袭扰。
  新村围解后，磨现琼率团返回上思，着手清剿扰掠贪灵的迁隆“长毛”。当“清平团”赶到贪灵时，吴二早已退据赖浮，及追至赖浮，吴二又退走思州，渡过明江，回到三年前防守周二时驻扎过的尾墟。“清平团”这才作罢，不再追击。
  赶走了吴二，磨现琼着手清剿迁隆的“长毛”据点，并再度围攻迁隆。经过一天的交战，六月初十，迁隆失守，练勇们趁机大肆掳掠客商财物。吴二家财被掠一空，家人经福禄逃往上屯避难。
  此时，黄大、郑三等人尚在上屯，他们并不知福禄村的“长毛”兄弟即将大难临头。
  迁隆失守后，有“长毛”的福禄村将面临破村之祸，村人急忙商量对策。大家认为，是郑三随吴二“扶王”，做了“逆贼”“长毛”，连累本村。
  以前黄大在时，尚碍于他与郑家的姻亲关系，不便反对。如今黄大不在，自可与“清平团”相通，举义杀贼，可保福禄。
  于是村人暗通磨现琼，约好动手的时间，里应外合，剿灭留守本村的郑家兄弟等一班“逆贼”。
  五鼓时分，杀声震天，可怜的郑四、郑晚兄弟等十余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在睡梦中就已命丧黄泉。
  刘二身世凄凉、地位卑微，偏居村边一隅。平时他多为村人帮佣为生，与人为善。因此，村人并未打算对其下手，刘二得以逃过一劫。
  再说刘二被嘈杂声惊醒后，不明就里，赶忙翻过村栅，躲在荆棘丛中，他在暗中查看情况，准备寻机脱身。定下神后，才发现村子各栅门外均站有大批练勇，通往村后的山路也有几位手持火把的练勇把守，而村內人员正在清点并移交被杀的郑四、郑晚等人的尸体。
  刘二认为，以自己的“长毛”身份，如落入“清平团”手里，必死无疑。想到这里，不由得心生恐惧，甚至产生了自尽的念头。不过，转念一想，自己就这样白白死去心又不甘。
  正寻思如何脱身之际，刘二忽见有人撑一段竹杆越栅而出。惊诧之余，他认出是郑三的马夫老余。
  老余也是迁居福禄的“客人”，老光棍一个，平时与刘二一样，以帮佣放牛、喂马为生。

  刘二与他小声商量如何闯过把守后山的练勇，沿小道逃往上屯。老余略显胆怯，迟疑不决。见此情形，刘二决定自己硬闯，拿过老余手中竹竿，叫他跟在后面。
  两人蹑手蹑脚，悄悄接近守在小道的练勇。
  说时迟那时快，刘二大吼一声，手持竹竿就向路边的几位练勇扫过去。守路练勇猝不及防，就被打得晕头转向，火把也掉落在地，漆黑中只是用刀枪乱砍乱捅一通，刘二乘机冲入山间小道，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
  练勇不明就里，不敢追来。
  冲出包围的刘二，头也不回，拼命地跑，一口气跑了近二十里路，来到那廖村（又作“那了”，时属忠州，今扶绥县柳桥镇那廖村）边的山坡上。
  此时天已经蒙蒙亮，精疲力尽的刘二瘫坐在地上，大口地喘气，他实在是跑不动了。
  好一会儿，刘二才缓过气来，感觉后背、脚后跟疼痛难忍，他以为是刀枪所伤，但其实更有可能是黑夜赤脚跑路，身背腿脚被树枝荆棘扎伤而已。
  迷糊中，刘二愕然发现一人站在跟前，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老余！他其实跟着刘二一起冲出福禄，只是刘二只顾狂奔，没有注意到而已。
  安下心后，刘二身子反而彻底软了下来，他请老余先行前往上屯，告诉郑五叫人来接自己。
  午后时分，获悉情况的郑五叫哥利骑马前来，将刘二接到上屯，住在郑三一家人住所旁边的屋内。
  寄人篱下，本就不易，何况在逃离福禄留下的伤口还需调理。刘二身无分文，一日两餐仅以稀粥充饥，更无钱请医，全靠哥利略懂点创伤草药，经常上山找些回来嚼碎，敷在伤口上权作止血疗伤。
  刘二在屯度过了人生中最痛苦、最煎熬、最致命的两个月。
  如果没有哥利的悉心照顾和自己强壮的体格，刘二恐怕早追随父母而去了。直至仲秋，身上的刀枪伤总算基本痊愈，但脚部因此也留下了风湿的后遗症。整个人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形如乞丐。
  一天清晨，刚能活动了的刘二就与哥利商量，想办法弄些钱，以解决温饱问题，顺带弄件衣衫。哥利对此表示赞同，并说岜屯村（刘二作“巴团村”，北距上屯约二十里，南距福禄约十里。时属迁隆，今在妙镇岜屯村）边有几株野生杨桃树，此时应该结有杨桃。今日恰逢上屯墟日，趁早去摘些杨桃，还来得及赶回墟场，或许还能卖些钱。
  事不宜迟，刘二向郑四遗孀借了二文钱，各买了一个糯米糍（俗称“糯米鸡”）当作午餐，与哥利前往岜屯。
两人紧赶慢赶，及来到岜屯村后山岭时，已近中午。二人吃了糯米糍，待下到岭脚，这才发现村边的杨桃树枝叶凌乱，那还有杨桃的影子？
  显然，有人捷足先登，将杨桃尽数摘走。
  失望之余，忽闻人声鼎沸，远远望见有数十人朝这边走来。刘二恐系“清平团”练勇，心有余悸，急忙拉哥利躲进荆棘丛中，一看究竟。
  待这帮人走近时，刘二才发现领头的是位熟人，他就是在妙墟客练团总徐五之子阿长，两人原就认识。刘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赶忙走出荆棘丛，出来与之打招呼。

  询问中，刘二这才知道，阿长系奉徐五之命前来收割岜屯村的月规之稻米（敢情杨桃就是被这帮家伙采摘一空！）。
  告别了阿长，刘二若有所失，望着两人身上被荆棘条钩成碎布条样的衣衫，百味杂陈。吴二当初如象徐五那样不去“扶王”，迁隆、福禄何至于此？自己也不至于如此般狼狈不堪，差点连命都丢掉？
  正所谓“痛定思痛”，他开始思考未来将何去何从？按说自己原为了一日三餐而出来闯荡，虽然“不能为数百万生灵造福”，但好歹也算是一位本份的村勇。现如今，自己不仅一无所有、伤痕累累，还成了一位东躲西藏的“逆贼”“长毛”。梁德培武装虽然强大，终究还是“匪”类，以后难免遭到官军围剿，如此焉有安生日子过？
  或许应该象当初想的那样：投勇，才是正道！
  回到上屯，刘二将想去再度投勇的想法告诉旗头黄大、郑三。没想到黄大也有此意，受表弟郑三“长毛”身份之累，黄大一家在迁隆已无立足之地。如若为“匪”，家人无法承受东躲西藏、颠簸流离之苦，必须找一个安生住所。他赞同刘二的意见，再投逐卜王士林，毕竟上次投靠时，他的招待仁至义尽。
  对于黄大的想法，郑三、哥利等人并不赞同，更不愿意一同前往。毕竟梁德培是其好友，实力强大，留在上屯不会吃亏，因而坚持留在上屯。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一月前后，黄大携家眷以及刘二等愿意跟随的二十余人，前往逐卜，再投王士林。
  自此以后，刘二与郑三、哥利再无见面之日。（同治五年底，梁德培武装被剿灭，或许这也是郑三、哥利乃至老余最后的命运。此是后话。）
  刘二短短半年的“发匪”生涯，就此结束。但“发匪”的阴影却是刘二一辈子挥之不去的，甚至影响到中法战争的进程。
  笔者按：
  一直迷惑于刘永福是如何从福禄逃出升天的？按说既然福禄村的村勇已经与磨现琼暗通，郑四、郑晚等十几人都被杀死，如果刘二属于勇猛彪悍一类的人，必定是村团首先杀掉的目标，不会轻易放过。因此，肯定有其他因素的存在。笔者推测，刘二投靠福禄村郑三后，极有可能在村里与老余一起做马夫并为村民放牛为活，与村民关系较好。由于地位卑微，身世凄凉，以至于村勇并未考虑杀之，否则他不可能与马夫老余轻松逃生。

  再说吴二，自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被闻讯赶来的黄泽宏驱逐，只得向北逃窜。到了年底，他也再次投靠逐卜的王士林（此是后话）。
  对于吴二来说，一场短短数月的“闹剧”结束了。自己从“团总”变成了四处逃窜的“长毛”。不仅多年苦心经营的地盘落入他人之手，家财尽失，恐怕性命都难保。
  面对急转直下的形势，他已经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的“扶王”选择了。为什么依附如日中天的“延陵国”，反而会让自己迅速地一败涂地呢？
  吴二想不通，恐怕连“延陵国王”吴凌云也不明白。
  正如前面所述，吴凌云的“冒险主义”存在的五个问题已经足以使其必败无疑。不过，出手捅破“延陵国”这个膨胀气球的的人物，多少与“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有些关联。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为了免受杀身之祸，“翼王”石达开离开天京，“太平天国”颓势已无可挽回。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他率部西进，进入湘、桂二省，由此骚动了二省大批兵练。其中，还有一只猛虎，一路尾随石达开入桂。
  这只猛虎就是刘长佑。
  刘长佑(1818-1887)，湖南新宁人，家境富裕，很早就开始组建团练，是楚勇（湘军前身）早期的创始人之一，一位不折不扣的武将型文人。对于他的评价，笔者不愿用过多笔墨，古往今来，无私为国（为主）尽忠的人物往往倍受后人尊崇，其实质就是其拥有忠诚的品质。正所谓各为其主，既然入朝为官，自当竭力平定匪乱，维护国家的稳定。试问：那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不倡导官员忠诚于自己？刘长佑入桂后，战功赫赫，先后任广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等职，成为晚清重臣之一。
  刘长佑为官亲民务实，清正廉洁，通过整顿吏治、整顿赋税、倡导文教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人心。这种类型的官吏，放在哪个朝代都会受到百姓欢迎的。
  刘长佑带给广西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组建和驾驭团练的丰富经验。
  初到广西，刘长佑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围剿太平军石达开余部以及“大成国”武装，无暇顾及桂西。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十一月，刘长佑收到了太平府城陷落的消息；不过，直到次年三月，他才完全了解太平府城及养利州城陷落的详情（此时他并不知道二个月前吴凌云已经宣布建国称王了）并上奏朝廷。从他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刘长佑所面临的窘境：左江道吴德征防堵在宾州、武缘及南宁一带活动的石达开之骁将赖裕新；与此同时，驻扎在上思州督剿贼匪的“左江镇色克精阿因经费、兵力未集，尚稽进剿”。
  色克精阿见识过“清平团”如何围攻“长毛”固守的迁隆，轰毙凌国金的战斗，十分了解当地团练的战斗力。因此，根据当前广西兵饷皆缺的实际情况，他认为解决桂西匪患只能依靠团练。为此，他向刘长佑提出“拟密调兵练，先捣陇罗，破其巢穴，再行相机进攻，规复郡城”的建议。此意与刘长佑的想法不谋而合。
  很快，随着“太平天国”、“大成国”势力的消退，刘长佑檄令吴德征适时筹剿“延陵国”事宜。
  自道光季年以来，桂西十余年纷乱不止的匪乱，加上“兵饷两穷”的现实窘境，基层官员面对“匪患”常常是束手无策，在任内被撤职查办甚至性命不保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刘长佑驾驭湖南团练的经验，如果直接用在桂西，则有水土不服之感。
  究其原因，湖南团练主要由文人士大夫牵头组建，练勇素质、待遇较高，士气旺盛。
  桂西团练的情况则相当特殊，其原因就是成因较复杂。如陆平瑞的“隆安团”由土匪变身强团，陆绍孙、陆良瑞的“永康团”由“聚胜堂”变身强团；宣化“忠信团”则惯于放纵劫掠；新宁“砥柱团”、“康良团”、“安良团”、上龙“皞如团”是由大村、大族之村勇为班底组成；上思磨现琼的“清平团”是由乡绅出资组建；宁明“清安团”则以上思人黄泽宏率领的黄姓丁壮为班底结伙而成。
  由于桂西地广民稀，财力远逊湖南，练勇素质低，待遇较低（高时日均饷百文，但平时不过二十文，米一斤左右，这算是较好的)，士气不高。由于这些练勇的基本诉求只是获取粮饷以维持生计，其战斗力的强弱往往与“悬红”的多少有关，根本无法用所谓的“忠君、爱国”之类的思想来激发他们的斗志。
  桂西团练与官府若近若离，身份反复无常。为了生存，他们往往“阳为团，阴为贼，官兵强则附官兵，弱则跋扈不听征调，其所为有更甚于贼者”。此即所谓的“团匪”，令地方官员既头疼又无可奈何。
  桂西团练的势力范围虽无交集，但相互关系复杂。比如“清平团”与新宁州各团属同盟关系，“清安团”则与“清平团”势同水火，“隆安团”与“皞如团”、“皞如团”与“清安团”也会相互挑衅。
  桂西团练负责辖域范围内的治安防范，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本乡里，“不得远行征调”。而且离开自己的地盘，外调作战，又担心其他武装趁虚而入。此外，外出费用不菲，而且因此乡绅、百姓并不愿意为此出资出力。
  碍于史料的阙如，我们无从知晓刘长佑交给吴德征什么样的“锦囊妙计”，在基本没有官军的参与下，竟然能够完成佂剿“延陵国”这一艰巨的任务。
  一个不争的现实情况是，吴德征统剿“延陵国”后，原本桀骜不驯的各个团练武装忽然变得异常团结，听从官府的统一指挥调度，联手对战“延陵国”。其中“永康团”之陆绍孙赴左江道请兵不成，情愿自备粮饷，募勇参战。吴德征委其统领永康、隆安两地团练，负责府城以东陆路通道的清剿任务。
  对此，刘长佑只用了“就地激励官绅，广为号召”寥寥十字略过。
  事情的进展显然要比刘长佑反应要快的多，吴德征这粒棋子的重要性，得以充分显现。
  下面介绍两个团总简历：
  周平瑞，隆安县桥建人。早在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他就投靠由卢七（卢义刚）率领的隆安实力最强的客人武装，占据隆安桥建、小林二墟。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七月，卢七、袁晚（袁国祥）强入永康州城，自立为团。在随后几年里，由于卢、袁手下各头目为争夺地盘相互残杀，实力大减。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周平瑞率“合安堂”武装将盘踞隆安县城的卢七驱逐，取而代之，完全控制隆安。从此以后，他以强团身份，勒派县内百姓按月交纳规费。几任知县不仅无可奈何，甚至还与之结为金兰之好，将其武装转正为隆安团练。周平瑞也乐得接受，并捐了个候选吏目的衔。
  平心而论，此时的周平瑞可谓亦团亦匪。比如，其手下驱逐卢七后，曾大肆劫掠财物、奸污妇女，他到后，即刻严令禁止。
  在周平瑞团控隆安时期，附近州县的土匪不敢雷池一步，基本保障了县内百姓不受外来匪患之祸。
  另一方面，由于保持自身实力的需要，他向隆安辖境内各村收取的月规钱（“保护费”），加剧了本已不堪重负的百姓负担。
  同治中，周平瑞陆续剿抚数支进入隆安的武装组织（包括陆四大、小张三武装）。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周平瑞前往云南，捐了个补用知府加盐运使衔，署镇沅直隶州同知。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隆安）知县刘应祯与土豪三人勾串丈田，每亩收钱五贯。先至桥建举行，夜宿于墟中北帝庙。是时周平瑞致仕家居，竭力反对，众围其庙，刘出谢过，事遂罢。”
  可见，土匪出身的周平瑞多少还为当地百姓做了一点实事。此是后话。
  陆绍孙，字念堂，永康州人。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陆绍孙“拔萃贡成均”（即被选拔入国子监），后因“廷试不售”留京继续学习。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公慨然有投笔志”，前往津门为“幕府”事。中外“议和”后，陆绍孙返回永康。
  咸丰初年，永康匪患频仍。为求自保，陆绍孙与陆良惶等人设“聚胜堂”，同为大哥。
  咸丰三、四年间，“聚胜堂”触手一度远至镇安府天保县。后来，隆安知县苏在中（兼永康知州）招抚“聚胜堂”（陆良惶战死，其弟陆良瑞接替），将其身份转变为永康州团练。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因剿匪有功，陆绍孙“赴部谒选”。当时吏部有老乡官员以“滇缺乱而鄂缺肥”，建议他选择鄂（湖北）缺，陆绍孙不为所动，主动选择乱地云南之缺。这在当时，此举实属罕见。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九月至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陆绍孙授云南嵩明州（今昆明市嵩明县）知州。“同治十二年，知州陆绍孙倡合州修理（文庙）正殿、明伦堂，（文庙）稍具规模。”此是后话。

  笔者认为，经过数年追剿“太平天国”、“大成国”武装的历练，广西地方官员指挥作  战水平、掌控地方团练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正如病毒入侵可以刺激并提高人的免疫能力一样，亲官方的武装实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已经可以和“延陵国”分庭抗衡。因此，只需要适当的激励，这些团练就会成为左右局势的重要力量。
  据推测，檄文内容肯定贯彻了刘长佑“就地激励”的指导思想，对桂西团练恩威并施：对于乡绅及团总，暗示可以封官进爵之类的许诺；对于练勇，则悬赏佂剿（甚至可能默许劫掠“土匪”村屯百姓的财物），以激发练勇的斗志；同时，也暗含不听调遣，待事平之后，必遭责罚的威胁。
  对于各团总来说，吴凌云“延陵国”拓展疆域的疯狂行动，终究会侵入各团的势力范围，将来必有一战。如今各团合剿之，既可以得到封官进爵的机会，又能使自己的政治地位被官方所认可（特别是匪类出身的团总），光宗耀祖，还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堂而皇之地征派月规，充实自己的武装，何乐不为？
  对于底层的练勇来说，赏银不仅诱人，而且吴凌云的“皇宫”五凤楼里面的东西实在让人浮想联翩。
  不管怎样，檄文中肯定有基层官员、地方乡绅、团总、练勇想要的东西。
  此时，“延陵国”势力范围主要有二块，以左江为界：其一是左江北岸的太平府城、崇善、太平、安平、左州、永康、罗阳、养利、全茗（今大新县全茗镇西部及北部一带）、万承（今大新县龙门乡、五山乡、昌明乡、福隆乡及隆安县屏山乡一带）、龙英（今天等县龙茗镇、福新乡、天等镇一带）、茗盈（今天等县福新乡）等州县（当时桂西土州县面积大抵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乡镇大小，人数更少），其中左州、罗阳是南、太二府陆路往来的必经之地，“延陵国”的防守重点在太平府城、那隆及养利。其二是左江南岸之忠州、江州、罗白土县及新宁州西南部，这一带除了陇罗之外，“延陵国”系统武装在其它地方的实力并不强。
  现在，得到各地强团的支持，吴德征手中就有足够的牌可打，有信心把控全局。与色克精阿的先下陇罗、再图郡城的建议不同。吴德征认为，应该先克复太平府城，这关乎朝廷的声誉。其次，才是聚剿“延陵国”的大本营：陇罗。
  按照吴德征的作战部署，以左江为界，兵练从江北、江南两个方向逼近太平府城。
  在江北方向，由“隆安团”团总、同知衔候选吏目周平瑞以及“永康团”团总、州同衔陆良瑞等分别清除据守在养利、太平、左州、永康、罗阳一带的“延陵国”武装，打通西进府城的交通线。上龙“皞如团”以及太平、安平土练协同清剿辖内土匪，同步向府城推进。



  在江南方向，由宁明“清安团”、上思“清平团”负责攻击江州、忠州等地，新宁“康良团”、“安良团”负责进逼陇罗，以牵制吴凌云的主力，便于兵练对府城展开行动。

  具体执行时，“隆安团”负责隆安至养利、府城沿线的清剿行动。“永康团”兵分两路，计划从东北、东南两个方向攻击战略要地那隆墟（时属永康州，今江州区那隆镇），然后直趋左州，再将卡在府城东北水、陆交通要道之九岸、驮朴二个战略要地拿下，打通进逼壶关的交通要道。“忠信团”、“康良团”、“安良团”负责攻击陇罗。“清安团”、“清平团”负责攻击江州、忠州。

  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永康团”祭旗后，兵分两路。

  陆良瑞率部起程后东进，在各村团正的协助下，仅在次日，设在赠关（时属罗阳，今扶绥县中东镇增关村）、那亮（时属罗阳，今中东镇那浪村）、敢七（又作“岩七”、“岩全”，疑似今中东镇四新村）、楞佛（时属罗阳，今中东镇楞福村）、潭留（又作“琔劳”，时属罗阳，今南宁市西乡塘区坛洛镇垒螺村）、潭淰（疑似今坛洛镇稔生村或垒垔村）、定顿（时属宣化，今坛洛镇定顿村）、敢院（时属罗阳，今中东镇岩院村）等七个关闸便被打通。十七日，“敢和（又作“岩禾”，时属罗阳，今中东镇岩和村）、淋油（又作“林油”，今中东镇淋和村）、五岸、岜苗（时属罗阳，今中东镇岜苗村）、草塘（时属罗阳，今坛洛镇草塘村）等闸皆望风投诚”。

  此后二十余日，陆良瑞部在罗阳一带逐村搜捕残余，以确保永康、罗阳无后顾之忧。

  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十，陆良瑞部陆续攻破更羊（时属永康，今驮卢镇更羊村）、那模（时属永康，今驮卢镇那模村）、那立（时属永康，今那隆镇那立村）、渌朴（疑似今驮卢镇渌美）、那佰（时属永康，今驮卢镇那百村）、那蒙（时属永康，今驮卢镇那蒙村）、渌吔（时属永康，今驮卢镇六也村）、良造（时属永康，今那隆镇良造村）、渌强（时属永康，今那隆镇六强村）、伏王（时属永康，今驮卢镇伏王村）等村闸。

  六月十三日，陆良瑞部在伏廖村（又作“伏料村”，时属永康州，今属驮卢镇）遭到守村武装的顽强抵抗。

  经过一天的战斗，伏廖不守，数十人战死，二十八人被擒杀，其中包括中砲受伤的“都统”葛四（葛绍仁）。

  作为计划中的一部分，六月初五，朱腾伟督练陆续恢复新村附近之碧髻（又作“碧计”，时属隆化二都，今属渠黎镇）等三十余村。

  此时，新宁境内除了陇罗一带外，局势已趋于稳定。朱腾伟命张世显率八百“忠信团”练勇，渡过左江，以便会合永康州陆良瑞部。

  至此，陆良瑞部完成了从东南面进逼那隆的计划。

  陆绍孙率部起兵后，向西北方向进发，经旧县（时属永康，今中东镇旧县村）、那发（时属永康，今中东镇那费村）等村，抵达罗维墟（时属永康，今中东镇罗维村）。随后向南经侬投墟（时属永康，今江州区那隆镇农投村）、枯梅（时属永康，今江州区那隆镇枯梅村）等村，沿途多为崎岖山道，古木参天。历时二十余日，走走停停，行程百余里。

  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一日，陆绍孙先行派人前往那隆北部村屯进行联络，各村团正承诺为内应。

  六月初九，陆绍孙悄悄入扎岜院（又作“巴阮”，距那隆十二里，时属永康，今那隆镇岜院村）、禄夏（距那隆二十里，时属永康，今那隆镇六下村）两村。

  稍事休息后，陆绍孙兵分四路，进逼“延陵国”设在辛阳（时属永康，今那隆镇酸洋村）、板满（又作“万满”，时属永康，今那隆镇仁锡村）、锡村（时属永康，今那隆镇万锡村）、那印（时属永康，今那隆镇那印村）等四处村闸。

  面对从天而降的团练，守闸的武装人员显然没有准备。想到己方不过寥寥十来人，还拖家带口的，无心应战。象征性抵抗一下后，便急忙携家眷撤至那隆，团练也不甚追杀。

  至此，陆绍孙部也按计划抵达那隆东北部。

下图 左州（后称左县，位于图左下）、那隆圩（位于图上方）、驮卢圩（位于图右下）

  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六月十五日开始，“永康团”东北、东南两路练勇，以及周边“归良”各村丁壮，将那隆墟团团包围。
  那隆，是永康第一大墟，位于永康州西部尽界，西与左州交界。在此地经商者以杨美、新宁、宾州人为主。每逢墟日，龙英、添等（今天等县）、万承、左州、养利等处牲畜及山货汇聚那隆进行交易。其交易的商品以天等之牛马，本地糖豆、谷米为大宗。商人们将收买的物品汇总后，再转运至驮卢墟，经由左江水路贩至太平、南宁乃至广东。
  由于那隆地处南、太二府陆路要冲，是“延陵国”重要的收入来源以及囤粮重地。因此，吴凌云遣派“太子”吴亚终坐镇防守。
  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清晨，团练开炮轰击那隆栅闸，吴亚终受伤，士气受到打击，形势十分严峻。
  吴亚终心知那隆即将不守，当天夜里，他率部分随从携家眷由小道冲出，经左州撤回太平府城。
  二十日，团练继续攻击那隆，防守的武装紧闭闸门，不予应战。当天旁晚，大雨滂沱，那隆武装余部冒雨撤至左州。
  对于“延陵国”的粮饷重地那隆，吴凌云派“太子”驻守，显然是非常重视的。在团练包围之下，吴亚终部仍能带上眷属一起轻松撤出。整个那隆之战，吴亚终部并未受到重创，仅仅在两次撤退途中遭遇团练截击，损失四十余人（包括黄万年之叔黄启鳖及家眷在内）。
  显然，“延陵国”与团练武装的实力均存在“眼见不如闻名”的情况，他们之间的战斗是低烈度的，近乎村屯之间的械斗。
  那隆不守，“延陵国”失去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形势已经逆转。
  由于时局未稳，吴德征委陆良瑞弹压左州。
  此时，永康、左州已有二百余数村“薙发归良”。可见，“延陵国”的群众基础十分薄弱的。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左州重新开墟。陆良瑞自左州分兵西进，进入太平土州之榄墟（北距大岭墟二十里，时属太平土州，今大新县懒圩乡）。驻守那望墟（又作“那旺”，懒墟北三里，位于太平土州与崇善县飞地界上，今懒圩乡那温村）的武装人员见势不妙，弃闸入山，当地士绅“即时叫众村薙发归团”。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随着团练的取胜，曾经“被劫掠”、“被胁从”的村屯对亲“延陵国”之村进行报复性杀戮。由于各村仇斗有蔓延之势，陆绍孙“飞函勒各村不准执旧仇，薙发归团”，避免了当地百姓遭到二次伤害。
  相比之“永康团”，“隆安团”首先需要面对的是漫长的行程。
  从大本营桥建（又作“乔建”）起程后，陆平瑞率“隆安团”向西南方向进发，沿绿水江（又作“绿降水”、“玉带水”、“连珠水”）边的山道逆流西进。经廷罗、永祥墟、咘嚥隘（又作“隘底”、“爱底”，今隆安县乔建镇底隘村）进入万承州界。再经郡墟（时属万承，今隆安县屏山乡群圩村）、平良墟、新圩抵达万承州署地后转向南行二十里，抵达大岭墟附近。一路上，“隆安团”打打停停，历时月余，行程二百里。沿途武装或四散躲避，或乞抚为团。
  按照计划，“隆安团”兵分两路，一路与“永康团”合攻大岭墟，一路会同龙英团练进攻养利州城。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战斗首先在大岭墟打响。面对数倍于己的团练，一开始，守闸人员在梁姓头目（梁日高之弟）的率领下，毫无畏惧，冲出闸门应战。但是，还没短兵相接，就有七人中炮身亡。眼见硬拼不得，梁只好退入山上据守，团练乘势将山路封堵。
  傍晚，山上武装趁团练吃饭之际，试图从山后小路突围。除一部分逃离虎口之外，七十余人被俘。经讯问甄别后，梁姓头目等十五名“延陵国”成员被杀，其他人员只是附近被胁守之村民，一律放归。
  二十五日，陆平瑞率团进扎养利州城南上、下对村以及城东门外。随后对州城展开昼夜攻击。
  二十六日，城内投掷信函，请求招抚。信中称守城人员“俱是胁从”，真正的大哥（指梁姓头目）已经在大岭死去。而城内头目莫六（即新宁之莫六）早已“乘夜带数十人由西门缒出，往太郡求援去矣”。
  二十七日午时，李龙长开城乞抚，吴德征“札委陆平瑞弹压养利州”。
  至此，太平府东北一带包括养利州在内的“汉土十三州县兹已开市通商，各安生理”。不过，朱腾伟并未感到轻松，他知道，要想克复府城，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卢裕纶。
  卢裕纶，左州本地人，吴凌云重要的盟友之一。早在咸丰二年，他便率领族壮占据驮朴、九岸两处关要。咸丰十年，他是吴凌云进逼太平府城最主要的支持者和参与人。
  驮朴位于左江北岸，西距太平府水路六十里，陆路四十里，是府城通往外界的水陆要冲之地。湍急的左江在这里转了一个门字形的急弯，府城东向驿路在这里有一段二十里的狭长山道，两旁是连绵峻峭的大山，驮朴附近有提供粮食保障的大片耕地，混成天然的防守屏障使之成为几乎无法攻破的天关。
  九岸位于驮朴二十里水路的左江下游北岸，背靠连绵起伏的群山，左江在此地则扭了几个大湾，将该村严严实实围了起来，仅靠东部山脚江边一条小路与外界相连，与驮朴相类似，这里也有大片耕地可供长期坚守，诚如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
  卢裕纶凭借两村的地理条件，设卡控制府城水陆出口，向经过此地的水、陆商家抽取佣金，历时十余年。
  不过，虽然驮朴、九岸两地易守难攻，但由于两地之间声讯难通，与外界消息亦十分闭塞，无法及时与盟友联动。以至于吴亚终在那隆、左州遭遇围攻时，卢裕纶竟然毫无知觉，伸以援手，导致那隆、左州不守，“延陵国”陷于被动。
  鉴于驮朴、九岸特殊的地理条件，团练一时无法攻取。朱腾伟于陆路遣派陆平瑞、陆绍孙、陆良瑞等部，驻扎在两地的出行要道上以威慑对手。在左江水路，商调陆平瑞的隆安扒船游弋江面，以断两村接应之路。
  在府城西北方向，“延陵国”的势力较弱，团练武装实力较强，进展相对顺利。
  咸丰十一年七月，土官卢钧燮督率“暤如团”陆续收复了驮棉（时属上龙司，今龙州响水镇棉江村）、欹波（时属崇善县，今江州区太平镇古坡村）二墟村。农效忠督太平、安平之汉、土团练进扎土地墟（时属崇善县，今江州区新和镇），随后攻破“延陵国”设在壶关外山道上的五道栅栏，占领了壶关外围的门头村（今太平镇门头村），距壶关仅十里。



  面对团练的大兵压境，“太子”吴亚终并没有感到惊慌。鉴于壶关的重要性，他派出“元帅”罗品洸、“军师”谢国贞率部前去把守。
  对此，罗、谢二将的守关策略明确而简单，就是闭关不出，意图拖垮团练。对于缺乏攻城器具的团练来说，壶关还真是一道难关，赏金不高的话，犯不着以命相搏。

  在左江以南，七月十三日，宁明土练团总赵秀溪、客团“清安团”团总黄泽宏、思州土官黄政业等，会同明江、思陵（土州，今宁明县爱店镇、峙浪乡、桐棉乡西一带是其地）练勇，陆续将思州、海渊、板棍（时属思州，今宁明县板棍乡）、思陵等地的土匪武装（包括吴二）以及忠州蕾徐墟（时属忠州，位于忠、思、江三州交界处，今宁明海渊镇雷徐村）梁守厚武装驱逐，挺进江州。至于迁隆一带，早在六月，“清平团”已经完成清剿任务。至此，左江西南基本肃清。
  在左江东南，早在五六月份，朱腾伟督“忠信团”、“清平团”为新村解围后，又陆续完成了碧髻等村的清剿。
  为了割断吴凌云与府城之间的联系，便于兵练克复府城。他遣派“忠信团”一部，联合“康良团”、“安良团”一道，进逼“延陵国”的大本营陇罗。
  朱腾伟自率数百名练勇，沿左江向西进发，准备督练会剿吴亚终把守的太平府城。
  八月初，朱腾伟逼围驮朴、九岸的计策有了效果，不仅成功牵制了卢裕纶所部近二千人的武装（可能有夸大，实际可能有近千人，包括妇孺），还迫使九岸、赖喘、劳村、兰村、癞驴、百鸡、岜河等村悉数“薙发归良”，解决攻城团练的后顾之忧。
  不到二个月，太平府东北各州县的纷乱基本平息。进展如此顺利，出乎意料，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延陵国”武装真正的实力：人员少、忠诚度低，缺乏基层百姓的真心支持与拥护。

       就在各方练勇准备围歼太平府城以及陇罗之际，上思却发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影响了针对“延陵国”的作战部署，甚至差点使吴德征针对“延龄国”的全盘计划付之东流。
       原来，自磨现琼筹建上思团练总局后，练勇人数大增。随着战事日益频繁，上思境内征缴月规粮饷日益增加，引发了部分士绅、富户与“清平团”之间的矛盾。而更深层的矛盾，则是上思大姓大户士绅不满团局操纵在磨现琼这种小姓人家之手。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小南富户黄大陵招募数百人的武装，攻击“清平团”真武庙分局，不克后退回。作为报复，真武分局随后将暗地支持黄大陵的武举黎宪曾、武生黎大升、监生江德厚等有功名的士绅抓住，并擅自将他们处死。
       真武分局如此傲慢及恶意的杀戮行为，激发了黄、黎、江姓等当地望族、大姓村屯的敌对情绪。此事被远在佛子总局的磨现琼得知后顿足叹息，认为一旦与上思大族结怨，“清平团”的大祸将临。
       果不其然，黄大陵联合上思东北的富绅韦以佩、吴炳昌、黄熙宇等，自组团练，与“清平团”对抗。
       无奈之下，磨现琼只得将各处练勇悉数调回上思，无暇顾及围剿“延陵国”，接下来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整个上思都陷入到团练及村屯间的仇杀之中。此事暂且不表。
       吴德征得悉双方发生仇斗的情况后，紧急前往上思，对双方晓以大义。但双方杀红了眼，那里还听得进？调解未成，吴德征只得返回。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上思各乡仇杀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暂且不表。
       再说刘二，自咸丰十一年八月伤好后不久，就已经决定脱离“匪”类，再行投勇（见第二十一章）。不久就与旗头黄大和黄大家眷，随行的十几人，前往上龙司逐卜墟，再投王士林。


       在逐卜，刘二为王士林养马放牛，作战时则属黄大旗下。有基本的粮饷可拿，无需再为一日三餐担忧，生活基本稳定下来。
       闲暇的时候，练勇基本上就是无所事事：饮酒、赌博、吸食鸦片。
       对于上龙司“皞如团”前往府城之请，王士林不置可否。一则秋收在即，二则这种自带粮饷作战没啥捞的。
       九月，被黄泽宏等团练驱赶的吴二，也率残部前来逐卜投靠。此时此刻，王士林 兵强马壮，风头正劲，心想何不趁此去捞一票？
       但是到那里捞呢？环顾周边，上龙、安平、太平皆不可去。看来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安南！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一月，王士林率千余人的武装，向逐卜西北方向进发，行程二百里，进入安南高平省境内，一路进行抢掠。
       对此，《刘永福历史草》称“王士林以此时兵马强盛，遂统领数千人攻栋州、栋、高槽等墟。诸地离竹朴二百余里，皆安南境。黄大升与永福等皆任前锋。……。王士林每抵一地，即纵兵大掠。……。黄大升执似有钱者二人，卒亦以无力自赎纵归。”
       按考，下琅别称“峝州”、“峝州街”（“峝”、“洞”、“峒”、“栋”白话音相同），民间“峝”、“峒”混用，故刘永福当初讲的是“峒州”，黄海安记作“栋州”，整理时又误作“拣州”之故。与此类似，“栋”为“龙峒”、“冻龙”之音误，亦称“冻龙市”、“金龙峝”，其地本属安平土州，嘉庆末年被安南乘乱占据。光绪十三年，中法勘界后复归中国版图，今龙州县金龙镇。“高槽”为“沱艚”（à Tu）之误，沱艚社位于今广渊县西北Bn Qun一带，距逐卜约70千米（约合山路二百里）。当时的下琅“其县插入上琅并摄”，与上琅道路几近阻隔，近乎脱管状态。
       可怜下琅一带人烟本就稀少（据载：当时下琅三总二十九社，原籍仅一千一百五十三人），基本是一穷二白，那里还有什么油水可捞？一趟下来，财物空空，所得食粮也仅够饱腹。旗头黄大“拉参”掳来了二个貌似有钱人，“亦以无力自赎纵归”。
       笔者按：对于清代桂西的团练武装来说，充足的钱粮是维持实力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富绅（如磨现琼等）捐助足够的钱粮，仅靠摊派村屯百姓收取的“月规”，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因此，练团武装常常通过其他途径补充钱粮：一是听从官府檄调，前往各地“剿匪”，不仅可以获取钱粮，甚至还能趁机劫掠“匪患”地方百姓的财物。如宣化张世显（同治十年中，冯子材派兵将张世显剿灭。笔者注）的“忠信团”、太平府黄泽宏的“清安团”；二是前往“辖区”之外的其他地方，以暴力、胁迫或绑架勒索的方法强行劫取他人财物，由于掳掠并非发生在管辖范围内，地方官员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王士林此次出掠，史载：“（嗣德）十五年（即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笔者注）正月，清地股匪入高平广渊县，官兵攻之，斩匪目二馘，匪伙七十二馘，射毙一百二十二丁，赏级银钱有差”。考虑到越南道路阻隔的情况，推测王士林的“安南”之行的时间，约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底。像王士林这种在内为团，在外为匪的行径，是地方团练武装团、匪二重性的典型特征之一。
       再说朱腾伟为了切断太平府武装粮道，于咸丰十一年九月，自率“忠信团”勇五百名，前往太平府城南岸，查看进军金柜墟的路线。金柜墟又作“金匮墟”，位于府城东对岸之金柜山旁。金柜山，因山形如柜而名，其中空明，可容百人。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842年），御史毛伯温平抚安南莫登庸后，乘船返抵太平府江段时，见金柜山临江一面有一处壁立，遂命人勒刻“元老壮猷，平交伟绩”八字于山壁，字甚劲秀。笔者按，关于金柜山石刻勒刻时间，另有说1841年或1840年，但据载毛伯温于公元1842年才返回，故更可能是该年所为。
       十月，“延陵国”派部试图通联太平府城，但在渠兵村遭到团练阻击，“将军”黄克昌、“都统”梁唐晋战死。
       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中，有这样一些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灌阳籍唐景崧考中解元，正式走上仕途；湘军、楚勇联合广东水师，攻克浔州府，“平浔王”陈开突围后在横州被诱擒杀。陈开余部陆四大、黄聚金（俗称“那楼三”，灵山那楼人，今邕宁区那楼镇）、黄崇英、小张三等部，陆续开始退走地处僻壤的镇安府辖境；大成国“威国公”黄全义（又称“王全义”、“王三大”）在贵县率部向清廷投诚，但随即被湘军将领蒋益澧藉口杀害，黄全义余部遂再度反叛，纷乱复起。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正月，吴亚终察觉朱腾伟断粮援道意图，派遣陈六保过江，双方在渠香村与团练大战，陈六保战死，保护粮援的行动失败，形势愈加严峻。
       与此同时，远在在越南奔波忙活近二个月，一无所获的王士林回到逐卜。这次他收到代理太平府事的朱腾伟发来的檄调札文，要求其协同克复府城。
       对于代知府朱腾伟之请，这回王士林不再熟视无睹了。他立刻召集部众，前往太平府城。刘二、黄大、吴二等，随团抵达壶关外围，与先前抵达的上龙、安平州等地的团练一道，扎营待命。
       至此，太平府城已经孤立无援，新宁州、江州、罗白及忠州一带大部分村屯“悉薙发归良”，“延龄国”的形势不容乐观。
       二月上旬，在“清安团”的协助下，朱腾伟督率“忠信团”、“清安团”攻下了金柜墟，完全切断了“延龄国”府城与陇罗的联系。随后，黄泽宏率团渡过左江北岸，抵达壶关，一场攻城战，在所难免。
       二月十三日破晓时分，战斗首先由黄泽宏率实力最强的“清安团”打响。
       第一轮砲轰之后，“元帅”罗品洸被砲炸伤，部众随即将他抬起，弃守壶关，全队退入主城继续防守。与此同时，壶城南岸的练勇乘势渡江，配合黄泽宏、王士林部围攻府城。面对强敌，“军师”谢国贞丝毫不惧，他亲自站在城头，率部用土枪、土炮进行猛烈还击。
       正当战斗处于胶着状态时，谢国贞忽然中手砲倒地，当场身亡。部下群龙无首，阵脚大乱。眼看情况不对，吴亚终决定放弃壶城。他与葛二及部分随从抬着受伤的罗品洸，从东门乘船顺流而下。撤退中途，吴亚终与葛二分道而行，返回陇罗。
       吴亚终一走，部下军心已动，无心恋战。黄泽宏、王士林率部趁机攻入西、北两门，朱腾伟则攻入南门。
       仅仅半天功夫，太平府城就被团练攻陷。
       此役，按刘长佑上奏朝廷所言，吴亚终部战死数百人，被抓数十人。虽然不确定里面有多少水分，但从吴亚终尚能率部全身而退来看，战斗没有想象的激烈。练勇们攻入城后，关注的并不是“逆贼”，而是财物甚至是女人。
       太平府城之战，对于“延龄国”和清廷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府城一失，陇罗已成孤岛。
       作为人生中参加的第一场大战，对此，刘二在回忆此战时，仅以寥寥数语带过。甚至连敌对双方的“带头大哥”（如吴亚终、黄泽宏）之名也语焉不详，实在是令人生疑。
       也许正如先前所分析的那样：面子问题。
       笔者认为，刘二与吴亚终的关系实在微妙：先敌对（防守太平府）、后依附（“扶王”）、再敌对（克复太平府）、再依附（投安德墟），最后分道扬镳。刘二与黄泽宏的关系则是：先同盟（克复太平府）、后依附、再敌对。如在当时，实属不忠不义，张扬出去，情何以堪？
       刘二称“献策攻城，夜中于门外呐喊，别以矫健者用长梯自僻处扒城，重兵继之，遂克之”之类的说辞，显然有些过了。因为此时的刘二，地位依旧卑微，即便在黄大的小旗头手下十几人中，尚且人微言轻，那有与团总王士林面商攻城之计的权力？而史料中更无夜间攻城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