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把这次动员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声势造得更加轰轰烈烈，我原来就读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母校根椐領导的意图和布置，邀请我和其他报名下乡的同学回到母校开座谈报告会，让我们对那些年幼的学弟学妹们，去奢谈我们的思想认识、体会和决心。我和陈杰芳回到了小学、初中时的母校：县西小学和达开初中；和陈作雄、赖宝芳、冯振瑜、梁瑰琪、陆庆火、罗华生、冼荫全、韦子正等回到了贵县高中。我们不管回到那个学校，都受到了母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热烈欢迎。特别是回到高中母校時，学校对我们的行动给予了很髙评价，还特意安排我们分别到各个毕业班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思想。那时，我是红了半边天的人，风头出尽，也就使我有了一种昏昏然不知所以然的感觉了。
对待我报名下乡插队的这件事情，是有几种不同的态度的。我在外地工作的兄姐们对我的这一举动是给予积极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在部队工作的二哥简毓騊和在湖南中南矿冶学院任教的三哥简毓駰。他们除了来信鼓励我之外，在我下乡插队后，还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专程到了我插队点去看望我。
当然也有不少人对我的做法表示不可理喻，不相信。用现在的话说，认为我是“作秀”，是想出风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家庭背景好，兄姐都是在外地工作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说近点，我四哥是街道文书，团支部书记，获得分配工作的几率较高，何必要下乡去受苦？其实当时我已分配在县排灌站，并已填了招工登记表，后因故需延迟，街道的领导当时也让我稍等一下，但自己下乡的决心已定，所以婉拒了；有些同学劝我说：“你这次高考落榜是一时的失误，凭你的基础较好，第二年复考肯定没问题，多给自己一次机会，否则太可惜了。”由于自己当时的头脑发烧已超过一百度，满脑子装的都是自己一厢祈愿的美好前景，在那种情况下,我对任何人的意见那里还能听得进去，因而他们的好意也被我一一拒绝了，可谓是铁心已定。如果当时我能稍微冷静一点，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或许我的人生道路又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可我能冷静得下来吗？如果, 如果, 但世界亊是从来没有“如果” 可说的。或许这就是命运吧？这是上天给我的刻意安棑，还是命运对我的恶意作弄？
在64、65年这两批插队的青年中，大多数是自觉自愿要求去的。如：张若波，他是独子，修理无线电、收音机是他的技术专长，当时他已在街道办了一个无线电维修店，工作轻松舒适，收入可观。动员开始后，他积极要求下乡。当他知道第一批初定名单没有他时，很是焦急，一而再、再而三地找领导，甚至写血书來表达自己要求下乡的决心；陈方平，是刚初中毕业的小女孩，刚动过手术不久，身体较弱,街道里考虑到这一点，开始并没有批准她的申请，可是她不依不饶，软缠硬磨，街道领导看到她要求下乡的态度如此坚决，才批准了她的要求；冯振瑜，本来就患有风湿性关节炎，脚走路不灵便，街道多次做其思想工作，但他决心不改；还有黄柳芳、黄树芳、黄柏松三姐弟，李建枝、李建爱姐妹双双请求下乡的。梁瑰琪是和我同届高中毕业的，高考落选后，他已安排到乡下小学做代课老师了。下乡动员工作开始后，不顾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挽留，积极报名要求下乡；下乡动员工作开展后，已远在南宁的卢永善立刻给街道领导发去一封电报，表明了自己决心下乡，走革命化道路的强烈愿望，成为了当时宣传的典型；在1965年第二批动员下乡时，同时还出现了姐送弟和姐弟一同上山下乡插队的感人场面，榕兴街的林士景是独子，当时正在达开水库工作，他姐姐深明大义，为弟报名表决心，送弟下乡走革命化道路；甘洪国姐弟同时下乡，一时传为佳话……诸如此类的感人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一年，贵城镇街道共有500多名知识青年报名要求上山下乡插队，其中经审查获准并红榜公布，到附城公社东北大队插队的60人，分属县东街、榕兴街和永明街；到石卡公社陆村大队的57人分属棉新街、西五街，贵县首批插队共117人。
由于我们这批插队，是第一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有规模地动员上山下乡的。我们开创了贵县的先例，属于贵县上山下乡最早的，为时最长的，经历最为艰辛的一批，所以当时称我们为贵县首批下乡插队好青年。在临出发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县东街道全体干部、团员和我们首批下乡插队青年照了个相留念。
我们首批插队的，国家每人发给安置费185元，每月供应30斤口粮和半年生活费，农具配套，每户给炊具一套，对于一些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还发给蚊帐、棉被等物。
离下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不知怎么的，自己的心情也显得格外不平静，是对过去的告别、还是对未来的憧憬？但未来又将如何呢？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我母亲不在家中，只有三伯母在家代照料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她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收拾行装，泪眼婆娑，她又一次轻声地问我说：
“你真的决定要下去了？”我望着她，很坚定地点了点头。
她说：“到农村后生活是很艰苦的，你过得惯吗？做农活很累，你挺得了吗？”
我安慰她说“伯母，您放心好了，我已经长大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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