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的“贝居安院”（荷兰语 Beguinage，法语 Béguinage，英语 Beguinage）是欧洲中世纪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中文资料有时把它译作“贝居安修道院”“比津社区”“贝居安会院”甚至“女修道院”，但这些名称很容易产生误解。最重要的一点是：贝居安女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正式中文译名是“佛兰德的比津社区”。1998年，比利时佛兰德地区的13处贝居安院作为一个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鲁汶大贝居安院（鲁汶大贝居安院）。UNESCO对她们的定义十分准确：这些女子“献身上帝，却又不脱离世俗世界”。这句话几乎概括了贝居安运动最核心的特点。
鲁汶大贝居安院是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代表之一，因此下面以它为主线，同时介绍整个比利时贝居安运动从兴起、繁荣到最终消失的八百年历史。
一、她们不是修女：贝居安女子究竟是什么人？
要理解贝居安院，首先必须理解中世纪欧洲女性面对的社会选择。
传统上，一个中世纪基督教女性成年以后最主要的生活道路大致有两种：结婚、进入家庭；或者进入修道院，把终身献给宗教生活。但是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在今天的比利时、荷兰、德国西部和法国北部，出现了越来越多希望过虔诚信仰生活，却又不愿成为传统修女的女性。
她们后来被称为 Beguines——贝居安女子或比津女子。
她们信奉天主教，每天祈祷、参加弥撒、遵守贞洁生活，也从事慈善十二、真正的最后一名贝居安：2013年，一个八百年传统的终点
鲁汶的传统在1988年结束，但佛兰德其他地方仍有极少数贝居安继续生活。
最后一个人物叫 Marcella Pattyn。
她1920年出生，年轻时希望加入宗教生活，但由于视力严重受损，一些传统修会没有接受她。
后来她成为贝居安。
1960年，她从根特贝居安院迁往科特赖克。当时那里还剩下九名贝居安。
此后人数一个接一个减少。
Marcella Pattyn会弹风琴，也会演奏手风琴和班卓琴，还曾照顾病人。
2013年，她在科特赖克去世，享年92岁。
科特赖克市的官方历史资料把她称为世界上最后一名贝居安，并指出她的去世结束了大约八百年连续不断的贝居安传统。
这个日期很值得注意。
贝居安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遥远中世纪”的制度。
当欧洲已经拥有互联网、欧元、高速铁路和智能手机时，中世纪诞生的最后一位贝居安仍然活着。
因此可以把贝居安历史的时间轴概括为：
12世纪末萌芽，13世纪制度化，17世纪在南尼德兰进入繁荣时期，18世纪末遭法国革命制度打击，19至20世纪逐渐衰落，鲁汶传统于1988年结束，而整个历史性的贝居安传统最终在2013年随着Marcella Pattyn去世而终结。
十三、贝居安院真正重要的地方
今天走进鲁汶大贝居安院，很容易首先注意到它的美。
红砖房屋、石板路、狭窄巷道、小桥、迪勒河、花园以及哥特式教堂，使它成为鲁汶最优美的历史街区之一。
但如果只把它看成“漂亮的欧洲古建筑”，便错过了它真正重要的地方。
这些房子实际上记录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实验。
八百年前，一批女性试图回答一个问题：
一个女人能不能既拥有宗教信仰，又不把自己完全交给传统婚姻或修道院制度？
贝居安给出的答案是：可以。
她可以祈祷，却继续工作。
她可以保持贞洁，却不宣发永久修女誓愿。
她可以生活在宗教共同体里，却拥有私人财产。
她可以服从共同体规则，却仍然拥有离开的权利。
她可以照顾病人和穷人，也可以经营自己的生活。
她既不是妻子，也不完全是修女。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这些自由似乎非常有限；但放回13世纪欧洲社会背景，它却提供了一个异常宽广的女性生活空间。
因此贝居安运动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被简单称作“早期女权主义”。
把现代政治概念直接套在中世纪人身上并不准确。
它真正重要的是证明：即使在高度宗教化和等级化的中世纪社会里，女性仍然能够利用城市经济、宗教信仰、慈善活动和共同生活建立一种不同于主流家庭与修道院的制度。
而这种制度居然持续了将近八百年。
结语：人消失了，城市仍然记得她们
今天，贝居安女子已经不存在。
UNESCO的官方资料也明确指出，历史上的佛兰德贝居安运动已经消亡。
可是它留下的空间仍然生活着。
在鲁汶，过去贝居安女子走过的小巷如今有大学生经过；过去接待宗教女性的住宅现在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过去为了保护一个半宗教共同体而关闭的大门，如今每天迎接游客。
这也许正是鲁汶大贝居安院最特别之处。
它既不是一座废墟，也不是一个冻结在过去的博物馆。
从1232年前后的宗教女性社区，到法国时代的慈善住宅，从19世纪的贫困家庭住所，到20世纪的大学宿舍，它不断改变居民，却几乎始终保持着“共同生活的院落”这一基本功能。
贝居安女子最终消失了，但她们创造的城市空间没有消失。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3处佛兰德贝居安院列为世界遗产，实际上保存的不仅是一批砖墙、教堂和小屋，更保存了一段关于信仰、女性自主、城市生活与社会共同体的欧洲历史。
从12世纪最初几个希望以不同方式生活的女性，到2013年世界上最后一名贝居安去世，这个制度存在了约八百年。
而鲁汶大贝居安院今天仍然安静地坐落在迪勒河边。
房屋还在，教堂还在，石桥还在。
只是那些曾经既不是普通世俗女子、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修女，而被称为 Beguines——贝居安女子的人，已经成为历史。
她们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也许正是这种介于两种世界之间的可能性：身处宗教之中，却没有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却仍然保留个人身份。
这也是为什么，八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认为这些看似安静的小房子具有世界性的历史价值。活动；可是与真正的修女相比，她们拥有令人惊讶的自由。
修女进入正式修会以后，一般要宣发终身圣愿，包括贫穷、贞洁和服从，并受到修会会规约束。贝居安女子则没有统一的创始人，没有一个统治全欧洲贝居安的修会，也没有类似本笃会、方济各会那样的统一会规。
尤其重要的是，她们通常不宣发永久贫穷愿。一个贝居安女子可以拥有自己的金钱和财产，有些甚至拥有自己的房屋。她们往往必须靠工作养活自己。
她们的贞洁和服从承诺也与终身修女誓愿不同，原则上只在她作为贝居安生活期间有效。
换句话说：
一个女人可以成为贝居安；
在那里生活几年或几十年；
后来选择离开；
甚至结婚。
这在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制度中极不寻常。
因此，把她们简单称作“修女”并不准确。她们更像一种介于普通世俗女性与正式修女之间的第三种身份。
科特赖克贝居安院的历史资料明确指出：“贝居安并不是修女。”她们不宣发贫穷愿，保留收入并自行负担生活，而且可以退出贝居安生活。
这正是贝居安制度历史上最有吸引力，也最具有革命性的地方。
二、为什么这种特殊女性群体首先在低地国家兴起？
贝居安运动大约出现于12世纪末，并在13世纪迅速发展。
它尤其集中在当时的“低地国家”，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北部的一部分地区。这并非偶然。
12至13世纪正是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城市高速发展的时代。布鲁日、根特、鲁汶、梅赫伦、科特赖克等城市依靠毛纺织业、贸易和手工业迅速繁荣。
城市经济与传统农村社会不同。一个女性即使没有丈夫，也有较多可能通过纺织、缝纫、护理、教育和商业劳动获得收入。
与此同时，中世纪欧洲经历了一次强烈的宗教复兴。很多普通人不再满足于让神父和修士“替自己”过宗教生活，而希望亲自实践贫穷、祈祷、慈善和照顾病人的基督教理想。
这种宗教热情尤其吸引女性。
但是传统女修道院的容纳能力有限，有些修院还要求入院女性拥有一定嫁妆或家庭背景。于是，一些虔诚女性开始自己结成小型共同体。
最早的贝居安通常没有专门院落。几个女人可能共同租住一栋房子，互相帮助，一起祈祷，同时继续工作。
因此贝居安运动并不是某个人突然宣布成立的一个宗教组织。
没有一个“圣贝居安”在某年某月创立“贝居安修会”。
它更像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许多女性分别作出类似选择，随后逐渐聚集起来。
鲁汶大学关于贝居安运动的历史说明也特别指出：它不像传统修会那样由一个创始人在特定时间创建，而是由具有宗教志向的女性逐渐聚集形成。
三、从几间房子到“城中之城”：贝居安院的形成
随着贝居安人数增加，问题随之出现。
这些女子既不是普通家庭成员，也不是正式修女。她们需要住房、教堂、医疗设施、安全保障，同时教会和城市政府也希望能够管理她们。
于是，从13世纪开始，低地国家出现真正的 Beguinage——贝居安院。
所谓“院”，其实往往远远超过一座建筑。
大型贝居安院几乎是一座微型城市。
它通常有围墙或者壕沟，有自己的大门。大门白天开放，夜间关闭。里面有教堂、礼拜堂、公共建筑、医院、花园、草地和几十甚至上百栋小住宅。
有钱的贝居安可能自己住一栋房子。
经济条件一般的女子可能几个人共同居住。
贫穷的贝居安则可能住在类似集体宿舍的“convent”中。
这也是为什么走进今天保存完好的贝居安院，会产生一种奇怪感觉：它既不像修道院，也不像普通住宅区。里面有街道、有门牌、有房子、有花园。但一切又围绕宗教共同体组织起来。围墙之内，自由之间——比利时贝居安院八百年的女性宗教生活史
比利时的“贝居安院”（荷兰语 Beguinage，法语 Béguinage，英语 Beguinage）是欧洲中世纪史上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中文资料有时把它译作“贝居安修道院”“比津社区”“贝居安会院”甚至“女修道院”，但这些名称很容易产生误解。最重要的一点是：贝居安女子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修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正式中文译名是“佛兰德的比津社区”。1998年，比利时佛兰德地区的13处贝居安院作为一个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鲁汶大贝居安院（鲁汶大贝居安院）。UNESCO对她们的定义十分准确：这些女子“献身上帝，却又不脱离世俗世界”。这句话几乎概括了贝居安运动最核心的特点。
鲁汶大贝居安院是其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代表之一，因此下面以它为主线，同时介绍整个比利时贝居安运动从兴起、繁荣到最终消失的八百年历史。
一、她们不是修女：贝居安女子究竟是什么人？
要理解贝居安院，首先必须理解中世纪欧洲女性面对的社会选择。
传统上，一个中世纪基督教女性成年以后最主要的生活道路大致有两种：结婚、进入家庭；或者进入修道院，把终身献给宗教生活。但是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在今天的比利时、荷兰、德国西部和法国北部，出现了越来越多希望过虔诚信仰生活，却又不愿成为传统修女的女性。
她们后来被称为 Beguines——贝居安女子或比津女子。
她们信奉天主教，每天祈祷、参加弥撒、遵守贞洁生活，也从事慈善活动；可是与真正的修女相比，她们拥有令人惊讶的自由。
修女进入正式修会以后，一般要宣发终身圣愿，包括贫穷、贞洁和服从，并受到修会会规约束。贝居安女子则没有统一的创始人，没有一个统治全欧洲贝居安的修会，也没有类似本笃会、方济各会那样的统一会规。
尤其重要的是，她们通常不宣发永久贫穷愿。一个贝居安女子可以拥有自己的金钱和财产，有些甚至拥有自己的房屋。她们往往必须靠工作养活自己。
她们的贞洁和服从承诺也与终身修女誓愿不同，原则上只在她作为贝居安生活期间有效。
换句话说：
一个女人可以成为贝居安；
在那里生活几年或几十年；
后来选择离开；
甚至结婚。
这在中世纪欧洲的宗教制度中极不寻常。
因此，把她们简单称作“修女”并不准确。她们更像一种介于普通世俗女性与正式修女之间的第三种身份。
科特赖克贝居安院的历史资料明确指出：“贝居安并不是修女。”她们不宣发贫穷愿，保留收入并自行负担生活，而且可以退出贝居安生活。
这正是贝居安制度历史上最有吸引力，也最具有革命性的地方。
二、为什么这种特殊女性群体首先在低地国家兴起？
贝居安运动大约出现于12世纪末，并在13世纪迅速发展。
它尤其集中在当时的“低地国家”，也就是今天的比利时、荷兰以及法国北部的一部分地区。这并非偶然。
12至13世纪正是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城市高速发展的时代。布鲁日、根特、鲁汶、梅赫伦、科特赖克等城市依靠毛纺织业、贸易和手工业迅速繁荣。
城市经济与传统农村社会不同。一个女性即使没有丈夫，也有较多可能通过纺织、缝纫、护理、教育和商业劳动获得收入。
与此同时，中世纪欧洲经历了一次强烈的宗教复兴。很多普通人不再满足于让神父和修士“替自己”过宗教生活，而希望亲自实践贫穷、祈祷、慈善和照顾病人的基督教理想。
这种宗教热情尤其吸引女性。
但是传统女修道院的容纳能力有限，有些修院还要求入院女性拥有一定嫁妆或家庭背景。于是，一些虔诚女性开始自己结成小型共同体。
最早的贝居安通常没有专门院落。几个女人可能共同租住一栋房子，互相帮助，一起祈祷，同时继续工作。
因此贝居安运动并不是某个人突然宣布成立的一个宗教组织。
没有一个“圣贝居安”在某年某月创立“贝居安修会”。
它更像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许多女性分别作出类似选择，随后逐渐聚集起来。
鲁汶大学关于贝居安运动的历史说明也特别指出：它不像传统修会那样由一个创始人在特定时间创建，而是由具有宗教志向的女性逐渐聚集形成。三、从几间房子到“城中之城”：贝居安院的形成
随着贝居安人数增加，问题随之出现。
这些女子既不是普通家庭成员，也不是正式修女。她们需要住房、教堂、医疗设施、安全保障，同时教会和城市政府也希望能够管理她们。
于是，从13世纪开始，低地国家出现真正的 Beguinage——贝居安院。
所谓“院”，其实往往远远超过一座建筑。
大型贝居安院几乎是一座微型城市。
它通常有围墙或者壕沟，有自己的大门。大门白天开放，夜间关闭。里面有教堂、礼拜堂、公共建筑、医院、花园、草地和几十甚至上百栋小住宅。
有钱的贝居安可能自己住一栋房子。
经济条件一般的女子可能几个人共同居住。
贫穷的贝居安则可能住在类似集体宿舍的“convent”中。
这也是为什么走进今天保存完好的贝居安院，会产生一种奇怪感觉：它既不像修道院，也不像普通住宅区。
里面有街道、有门牌、有房子、有花园。
但一切又围绕宗教共同体组织起来。
UNESCO把这种空间结构视为贝居安院最重要的世界遗产价值之一：它把世俗住宅建筑与宗教建筑结合起来，同时形成独特的城市和乡村规划形式。
因此，贝居安院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中世纪的女性自治社区。
它当然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女性独立社会，因为贝居安仍然生活在天主教、城市政府和男性神职人员构成的制度之中。但相对于当时一般女性来说，她们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和生活自主权。
四、鲁汶大贝居安院的诞生
鲁汶大贝居安院大约形成于1232年。
最初，一群虔诚女性居住在当时鲁汶城墙之外、迪勒河（Dijle）河畔。
今天进入这里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极为优美的红砖建筑、小桥、巷道和庭院；但13世纪最初的贝居安院远没有这么华丽。
早期住宅主要是比较简陋的木结构或泥土填充的小型手工业者住宅，屋顶甚至可能覆盖茅草。
随着贝居安共同体发展和财富积累，这些住宅逐渐被更加坚固的砖石房屋取代。
鲁汶大贝居安院现存许多建筑主要来自17世纪。
其中最古老、最重要的公共建筑是圣若翰洗者教堂（Church of St. John the Baptist）。教堂大约从1305年开始修建，是典型的早期哥特式宗教建筑。
到了17世纪，鲁汶大贝居安院进入鼎盛时期。
最高峰时期大约有360名贝居安女子居住于此。
这已经不是一个小宗教团体，而是城市内部一个规模可观的社会。
五、贝居安女子每天究竟做什么？
人们容易想象她们整天跪在教堂里祈祷，其实并非如此。
祈祷当然是贝居安生活的中心。她们参加弥撒、守宗教节日、诵祷文，并接受共同体内部的宗教纪律。
但是，她们同时必须工作。
这也是贝居安与封闭修女最明显的差异之一。
在佛兰德经济中，纺织业特别重要，因此许多贝居安从事纺纱、织布、漂白、缝纫、刺绣等工作。院内留下的大型草地，有些便被用于漂白亚麻布或布料。
另一些贝居安照顾老人和病人。
贝居安院常常拥有自己的医疗设施。由于中世纪没有现代医院和社会福利体系，这种护理工作对城市非常重要。
还有一些贝居安负责教育女孩、照顾孤儿或穷人。
较富裕的贝居安则可能依靠自己的财产和投资收入生活。
因此一个贝居安院同时具有几种性质：
它是宗教共同体，是住宅区，是女性工作场所，也是慈善和医疗机构。
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城市愿意保护贝居安院。她们不仅祈祷，也承担了城市社会福利体系的一部分。
内部通常由一名或数名被称作“大女主人”或“女长”（Grand Miss / Grande Dame）的女性负责管理，而不是由传统修道院院长按照修会制度治理。
所以，这里存在一种很有意思的权力关系。
宗教上，她们仍然属于天主教体系，需要神父主持圣事；法律上，她们受到地方政府、主教和共同体章程约束；但是共同体日常管理却很大程度上由女性自己完成。六、为什么教会一度怀疑这些女性？
贝居安制度的自由既是它的魅力，也是它的问题。
对中世纪教会而言，一个正式修会很容易理解：有创始人、有会规、有上级、有服从关系。
但是贝居安不是这样。
一些女性甚至独自生活、旅行、讲解宗教思想，或者发展高度个人化的神秘主义信仰。
这使一些教会人士产生怀疑。
13至14世纪，欧洲教会与许多非正式宗教运动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一些自称虔诚信徒的团体后来确实形成被教会判定为异端的思想，因此教会越来越要求宗教共同体拥有明确的纪律和监督。
贝居安有时也被卷入这种怀疑。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来自低地国家的玛格丽特·波雷特（Marguerite Porete）。她写了一部神秘主义著作《单纯灵魂之镜》，最终被巴黎宗教法庭判定为异端，并于1310年被处以火刑。她通常被认为与贝居安传统有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禁止了所有贝居安”。
实际历史复杂得多。
一些没有组织、没有监督的贝居安团体遭到压制，而低地国家的大型贝居安院却逐渐获得当地教会和世俗当局认可。
这反而推动了贝居安院制度化。
她们有了章程、院长、大门、教堂和明确的共同体纪律。
于是产生一个历史上的悖论：
教会对贝居安自由生活方式的怀疑，反而促进了大型贝居安院的发展和长期生存。
七、17世纪：鲁汶大贝居安院的黄金时代
今天鲁汶游客看到的大贝居安院，视觉上主要是17世纪的产物。
这一时期正值天主教改革以后南尼德兰宗教生活重新活跃。鲁汶属于天主教控制地区，与北方逐渐形成的新教荷兰共和国走上不同道路。
贝居安传统因此在今天的比利时境内继续繁荣。
许多原本较简陋的中世纪建筑被17世纪红砖住宅代替。富有贝居安或赞助者出资建造房屋；一些房子以圣人名字命名。
小街、庭院、石桥、迪勒河支流、教堂和住宅逐渐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景观。
但是不要把这里想象成富人度假的优雅住宅区。
不同贝居安之间存在明显社会差异。
一些女人拥有财产；
一些依靠劳动；
一些十分贫穷。
正因为如此，贝居安院内部既有私人住宅，也有集体住宅和慈善设施。
这种混合结构正是它与普通修道院最大的建筑区别。
修道院建筑通常围绕一个统一机构设计，而贝居安院更像一个慢慢长大的城市街区。
八、法国大革命给贝居安制度带来致命打击
真正改变贝居安命运的，并不是中世纪教会，而是18世纪末出现的现代国家。
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革命政府反对传统教会机构拥有独立财产。
1790年代，今天的比利时地区被法国吞并。
修道院、教会和各种宗教机构被大量解散，财产被国家没收。
贝居安院也被视为宗教机构，因此受到同样处理。
鲁汶大贝居安院在这一时期被正式取消。
但这里发生了一件后来极其重要的事情。
它没有像许多修道院那样被拆分出售。
它的财产被移交给公共慈善机构 Hospices Civils，后来发展成为公共社会救济机构。
原来的贝居安女子仍然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屋里，但一度不允许再穿传统贝居安服装。
从1800年开始，大型建筑被用于安置老年女性、寡妇和孤儿，小住宅则以低廉租金出租给贫困家庭。
从贝居安传统的角度看，这代表衰落。
可是从建筑保护角度看，这却成为一种幸运。
因为整个院落继续作为住宅使用，没有被大规模拆毁。
鲁汶大学今天甚至明确指出：这种社会住房功能实际上帮助保存了大贝居安院。九、为什么法国统治结束以后，贝居安制度没有重新繁荣？
法国时代结束以后，贝居安女子重新获得公开进行宗教共同生活的自由。
理论上，她们完全可以恢复过去的繁荣。
实际上却再也没有发生。
原因并不是一次突然的禁令，而是整个欧洲社会已经改变。
19世纪出现大量新的女性天主教修会。这些修会经营学校、医院、孤儿院和慈善事业。从事护理或教育的虔诚女性不再必须选择贝居安生活。
与此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逐渐建立现代医院、养老机构和贫困救济体系。贝居安院原来承担的一部分社会功能被公共机构取代。
女性的社会选择也逐渐增加。
特别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未婚女性可以成为教师、护士、雇员或专业人员。过去“结婚、进修道院、成为贝居安”之间的选择结构逐渐消失。
此外，工业化改变了传统纺织劳动。许多贝居安赖以维持经济独立的家庭式手工业不再具有原来的重要性。
更深层的变化则是欧洲社会的世俗化。
年轻女性越来越少选择终身或长期宗教共同生活。
因此贝居安制度不是突然死亡的。
它是慢慢老去的。
鲁汶大学对这一过程的描述非常形象：曾经庞大的宗教女性共同体逐渐缩小，最终只剩下越来越少、越来越年老的女性。
十、鲁汶大贝居安院的终结与重生
20世纪中期，大贝居安院建筑状况已经相当恶化。
1962年，鲁汶大学购买了大部分院区，后来其他部分也陆续纳入大学管理。
从1963年开始，大学组织大规模修复工程。
第一阶段主要在1963年至1972年进行，第二阶段又在1985年至1990年前后继续。
修复的目标并不是把这里变成一个没有居民的露天博物馆，而是保留它八百年来最重要的特征：
这里一直是人居住的地方。
于是古老的贝居安住宅被改造成为大学住宅。
今天，大约有450名鲁汶大学高年级学生、访问教授、国际研究人员以及大学工作人员居住其中。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遗产保护方式。
建筑的宗教功能消失了，但“共同居住”的传统继续存在。
而真正属于贝居安时代的最后一页，则在20世纪末结束。
鲁汶大贝居安院最后一名贝居安——Julia修女——于1988年去世。
从那一刻起，鲁汶大贝居安院作为一个真正的贝居安女性共同体结束了。
建筑仍然存在。
传统本身却已经结束。
十一、为什么它在1998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只把鲁汶列入世界遗产，而是选择了佛兰德地区最具代表性的13座贝居安院，统一命名为“Flemish Béguinages——佛兰德的比津社区”。
鲁汶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包括布鲁日、科特赖克、梅赫伦、利尔、迪斯特、通厄伦、圣特赖登、登德尔蒙德、霍赫斯特拉滕、蒂伦豪特以及根特地区的贝居安院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根据世界遗产标准（ii）、（iii）和（iv）将它们列入名录。
其意义不仅因为房子“很漂亮”。
首先，这些院落展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市规划：宗教空间与普通住宅、街道、庭院和绿地结合。
其次，它们是中世纪西北欧独立宗教女性传统极其罕见的物质证据。
第三，它们体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模式：既具有修道院性质，又保留世俗生活的元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此特别强调贝居安院同时结合了世俗与修道价值观——世俗价值与修道生活价值。
换句话说，世界遗产保护的不是单纯一批中世纪房屋。
它保护的是一种曾经存在了数百年的女性生活方式留下的物质空间。十二、真正的最后一名贝居安：2013年，一个八百年传统的终点
鲁汶的传统在1988年结束，但佛兰德其他地方仍有极少数贝居安继续生活。
最后一个人物叫 Marcella Pattyn。
她1920年出生，年轻时希望加入宗教生活，但由于视力严重受损，一些传统修会没有接受她。
后来她成为贝居安。
1960年，她从根特贝居安院迁往科特赖克。当时那里还剩下九名贝居安。
此后人数一个接一个减少。
Marcella Pattyn会弹风琴，也会演奏手风琴和班卓琴，还曾照顾病人。
2013年，她在科特赖克去世，享年92岁。
科特赖克市的官方历史资料把她称为世界上最后一名贝居安，并指出她的去世结束了大约八百年连续不断的贝居安传统。
这个日期很值得注意。
贝居安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遥远中世纪”的制度。
当欧洲已经拥有互联网、欧元、高速铁路和智能手机时，中世纪诞生的最后一位贝居安仍然活着。
因此可以把贝居安历史的时间轴概括为：
12世纪末萌芽，13世纪制度化，17世纪在南尼德兰进入繁荣时期，18世纪末遭法国革命制度打击，19至20世纪逐渐衰落，鲁汶传统于1988年结束，而整个历史性的贝居安传统最终在2013年随着Marcella Pattyn去世而终结。
十三、贝居安院真正重要的地方
今天走进鲁汶大贝居安院，很容易首先注意到它的美。
红砖房屋、石板路、狭窄巷道、小桥、迪勒河、花园以及哥特式教堂，使它成为鲁汶最优美的历史街区之一。
但如果只把它看成“漂亮的欧洲古建筑”，便错过了它真正重要的地方。
这些房子实际上记录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社会实验。
八百年前，一批女性试图回答一个问题：
一个女人能不能既拥有宗教信仰，又不把自己完全交给传统婚姻或修道院制度？
贝居安给出的答案是：可以。
她可以祈祷，却继续工作。
她可以保持贞洁，却不宣发永久修女誓愿。
她可以生活在宗教共同体里，却拥有私人财产。
她可以服从共同体规则，却仍然拥有离开的权利。
她可以照顾病人和穷人，也可以经营自己的生活。
她既不是妻子，也不完全是修女。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这些自由似乎非常有限；但放回13世纪欧洲社会背景，它却提供了一个异常宽广的女性生活空间。
因此贝居安运动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被简单称作“早期女权主义”。
把现代政治概念直接套在中世纪人身上并不准确。
它真正重要的是证明：即使在高度宗教化和等级化的中世纪社会里，女性仍然能够利用城市经济、宗教信仰、慈善活动和共同生活建立一种不同于主流家庭与修道院的制度。
而这种制度居然持续了将近八百年。
结语：人消失了，城市仍然记得她们
今天，贝居安女子已经不存在。
UNESCO的官方资料也明确指出，历史上的佛兰德贝居安运动已经消亡。
可是它留下的空间仍然生活着。
在鲁汶，过去贝居安女子走过的小巷如今有大学生经过；过去接待宗教女性的住宅现在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过去为了保护一个半宗教共同体而关闭的大门，如今每天迎接游客。
这也许正是鲁汶大贝居安院最特别之处。
它既不是一座废墟，也不是一个冻结在过去的博物馆。
从1232年前后的宗教女性社区，到法国时代的慈善住宅，从19世纪的贫困家庭住所，到20世纪的大学宿舍，它不断改变居民，却几乎始终保持着“共同生活的院落”这一基本功能。
贝居安女子最终消失了，但她们创造的城市空间没有消失。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13处佛兰德贝居安院列为世界遗产，实际上保存的不仅是一批砖墙、教堂和小屋，更保存了一段关于信仰、女性自主、城市生活与社会共同体的欧洲历史。
从12世纪最初几个希望以不同方式生活的女性，到2013年世界上最后一名贝居安去世，这个制度存在了约八百年。
而鲁汶大贝居安院今天仍然安静地坐落在迪勒河边。
房屋还在，教堂还在，石桥还在。
只是那些曾经既不是普通世俗女子、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修女，而被称为 Beguines——贝居安女子的人，已经成为历史。
她们留下的最重要遗产，也许正是这种介于两种世界之间的可能性：身处宗教之中，却没有完全离开社会；生活在共同体之中，却仍然保留个人身份。
这也是为什么，八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认为这些看似安静的小房子具有世界性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