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山上
           2025年过去，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四十年了。
          时光如河，静静流淌，却冲不淡记忆的轮廓。如今，我们几姊妹聚在一起谈起父亲，话题总绕不开他那只“狠毒”的右手食指——一勾，用中节关节的骨背，重重往做错事的孩子额头上一刮，瞬间便留下一道红印，火辣辣地疼，眼泪止不住地打转，却不敢哭出声。
      “爸的手指骨真有力，痛死个人！”我们笑着回忆，语气里却满是温情。
       奇怪的是，我们嘴上总爱“吐槽”父亲的“狠”，说起对他的畏惧，可心底却深藏着最炽热的爱与敬佩。他是严厉的父亲，亲爱的父亲。
       父亲没学过工程，能带领工程队修桥铺路；在自卫反击战的最前方，他带领民兵连抢修边境公路，日夜突击，荣获“大会战先进个人”称号。父亲设计的小桥还在通车，他带领民工修的路走过多少行人？行人还在走！他，我们的父亲，似乎什么都行！
       可谁又知道，他心里曾有多苦？
       那样的家庭背景，兄弟几人“孤独离散”，本在革命大学读书的他，十六岁便被迫中断学业，挑起全家重担——养母、养弟，为夫、为父。他扛起的，不只是一个家，而是一整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难吗？他从不曾说。只有母亲偶尔提起，长叹一声：“那时好难啊！”
       父亲爱看《参考消息》。从小学五年级起，我便跟着他一起读报。我们常就国际局势、国家政策争论不休，声音越来越大，引得道班的工人们打趣：“那父女俩又争起来了！走，去听听讲些啥？”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唯一的信息来源，是每天中午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铃铃铃”地闯进道班。高个子的邮递员两腿一撑，车一停，从邮袋里掏出一份《参考消息》。报纸多半落在我手里——因为我总早早等在大门边，眼巴巴地盼着。
       父亲先看，看完我们再聊。他有大男子主义，母亲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宠着他，从不让他沾家务。我们姊妹背后悄悄嘀咕：“妈，爸偷偷叫你‘姐姐’，你就把活全包了？”她听了只是笑，然后转头吼我们：“还不快去干活！”
       后来，母亲已年过九旬，我们这些做女儿的人也步入老年，为人妻、为人母几十年，却依然羡慕父母之间那份朴素而深沉的感情——烟火气里，藏着最真的浪漫。
       每月工资一发，母亲第一件事是上街为父亲买烟叶，第二件事是去粮所买米。后来我长大，买米的活便交给了我。父亲抽的烟，从烟叶到烟丝，再到手工卷成的纸烟，全是母亲亲手所制，从不假手他人。父亲也从不自己去买，哪怕路过烟摊，也只是看看，便转身回家。他和母亲之间，没有誓言，却有最坚定的约定——这一守，就是一辈子。
       父亲看了几十年的报，或许，只有在读报的那一刻，他才又变回那个意气风发的革命大学学生。舅舅曾感慨：“可惜你爸中途辍学，像我这样资质平平的都混到了‘处级’，你爸本该……”话未说完，便摇头叹息。
       可父亲从不提过去。他只在看不惯我们做事毛糙时，才淡淡冒出几句：“当年在祁阳中学读书，中午去饭堂吃饭，不会‘使巧’，永远吃不饱。要抢饭——碗里先装平，吃完赶紧去盛第二碗，冒尖尖地端走，慢慢吃。若第一碗装太多，饭太烫，吃得慢，再去盛时，锅就空了。”
       他从不夸耀自己的聪明，可他能设计桥梁，能统筹工程，能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父亲兴趣广泛。闲时，他砍来一段树枝，用小刀雕出栩栩如生的小人；在纸上画一只昂首啼鸣的大公鸡；拉二胡能奏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弹秦琴则是一曲“跑马溜溜”的欢快。可他却不许女儿学吹笛。他说：“女子月下吹笛，日子太苦。”
       他坚持：“要读书。”他说：“社会终究是需要读书人的。”
      正是这份远见，让我们姊妹都坚持着赶上了邓公恢复高考的春风，陆续考上学校，分配工作，走进新生活。
    ……
       父亲在山上，已经四十年了。
       那山很高，有风，有雨，有阳光洒落。他安睡在那里，身旁是他的母亲，他的根。我们常想，他一定在梦中回到了童年——和弟弟在塘边嬉戏，抓鱼，捉泥鳅，笑声清脆，如溪水般流淌。
        2023年，分别三十八年的母亲，也去了那座山。
          她没有带烟，却带了自己，去与他团聚。从此，山风作伴，松涛为歌，他们再不分离。
    我们仿佛看见，父亲又吹起了他心爱的口琴，旋律轻扬，穿过林间，飘向远方。
         父亲在山上，那山很高。
            爸爸在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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