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茂食堂”搪瓷碗

                                 张建华


    在我家厨房里的碗架上，有一只搪瓷碗，它外表看上去并不雍容华贵甚至还有些土气，但它身上鲜红的“红茂食堂”四个字却表明了它的特殊身份。每当我看见这只搪瓷碗，它总会勾起我在红茂矿务局工作时的许多往事。

    说起这只“红茂食堂”搪瓷碗，就要追溯到46年前（1976年）的春天。当时我是广西红茂矿务局更班矿矿建科技术员。有一天，我受科长王家翼的委派，到矿务局新址环江县洛阳公社参加局基建工作会议，并同时汇报更班矿的基建情况和下一步的计划。当时的矿务局机关正在环江县洛阳公社筹建新的办公地点。这一天一大早我5点多起床，在食堂匆匆吃过半冷不热像方块砖一样的米饭，怀里揣着交换图和连夜加班编制的掘进计划就上路了。因为要在上午9点半以前赶到会场。从贵州省荔波县茂兰公社的广西红茂矿务局更班矿，到广西环江县洛阳公社的开会地点，先走5公里的盘山公路和铁路，到茂兰矿区唯一的火车站“平寨站”，然后乘坐客货（既拉煤又拉客）混编列车，两个多小时到达洛阳公社的“普洛站”。这种混编列车其中供旅客乘坐的车厢是两辆闷罐车，即带盖的装运散货的货车车厢。

    我紧赶慢赶几乎用小跑的速度，总算在7点钟前，爬上了即将启动的位于混编列车尾部的闷罐车厢。车厢里没有坐椅、没有照明设备，更没有卫生间，只有四个对称的40厘米见方的小窗户和两扇推拉铁门。还好车厢里有一位乘务员守住铁门可能是以防万一！当我还没定下神来，蒸汽机车牵引的这列混编列车，在呼哧！呼哧的喷气声和汽笛的长鸣声中启动了。

   我坐在车厢角落里的地板上，看着眼前身着朴素且带有民族特色的壮、苗和布依族老乡，看着面部黝黑、沉稳而憨厚的矿工兄弟，还有那用背带背着孩童的职工家属，它们也和我一样在为自己的生计而奔走着。可能是山区弯道太多的原因，也可能是车厢缺乏减震系统，总之列车在行进中摇摆颠簸的厉害。一路上我根本听不懂乘车人的谈话，而鸡、鸭、鹅的欢叫声又不绝于耳，当我在这交响乐般的伴奏声中正要渐入梦香时，列车员的喊声惊醒了我：“普洛站到了！普洛站到了！有需要下车的，抓紧下车了！”听到喊声我迅速从地板上爬起，顺着梯子下到站台上，朝着刚搬到洛阳公社的矿务局新址筹备处奔去。

   当来到筹备处的临时（工棚）会议室时，只见会场内已坐满了局、矿各级领导和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我记得当时参会的有局党委书记栾绪阳、副书记罗耀芳（党的十大代表），副局长胡惠民、庄心太、刘时宗、李贵恒，总工程师苏志翼和计划处处长王同良工程师。局机关主要处室、各矿主要的采矿工程技术人员也悉数到会，其中红山矿区洞角矿的女采煤工程师王瑚同志也出现在会场，她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还经常下井指导采煤生产。这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

   会议进行到12点多暂时休会，大家离开会场各找门路吃饭。这时我径直朝筹备处饭堂（工棚）走去，进到工棚里只见会计在靠门处摆了一张桌子在卖饭菜票，我顺手买了二斤饭票（须交两斤粮票）和部分菜票。这时会计问我：“要碗吗？”

  “要！”

  “请交1元押金（相当于我当时半天工资）！”

  “好的！”

   就这样我交完押金拿起搪瓷碗买好饭菜，边吃边向会议室走去，因为下午1点要继续开会。当天的会议一直开到3点半结束，散会后我急忙往火车站赶，坐上4点钟的火车。回到更班矿时已是晚上8点多！就这样，这个押了我半天工资的“红茂食堂”的搪瓷碗，阴差阳错的就砸在我手里了！

   每当看见这只搪瓷碗总会勾起我当年与同事们奋战在更班矿的往事。记得1976年5月王家翼科长调到南宁广西煤炭厅工作以后，生产科的担子一下子就全部压在我的肩上。那时的我就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山东农村生产队的小队长，什么地里的庄稼是不是该收啦？队里的五保户（姥姥家曾是五保户）是不是缺柴火（山东方言，意为柴草）啦？村西头的水车坏了该怎么修理啦！队里应上交国家的公粮任务还差多少没交啦？县里修水库要派工啦……等等。矿上的生产管理也有些类似：一会儿一风井绞车道飞车了！一会儿西大巷电机车掉道了！一会儿1101轨道巷碰断层了！一会儿2101轨道巷放炮出事了……当时搞的我焦头烂额疲于奔命。

   正当我抓紧适应高强度工作节奏时，有一天矿办公室通知我第二天同李成业副书记一起到红山矿区开会，主要是向红茂矿区建设指挥部汇报更班矿的建设进度和下一步的计划。第二天一大早，茂兰矿区救护队的红色救护车，就来到更班矿球场按着大喇叭催促我们俩上路。那时从更班矿到红山矿区没有直达公路，要绕道广西环江县的洛阳公社，然后再经上朝镇的铁路桥头才能到达红山矿区。由于沿途皆是简易的盘山公路且时有路基下沉和滑坡，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程竟走了四个多小时。

   当天下午听取汇报的局领导有栾绪阳、庄心太、王同良以及分管机电、供应的几位领导。而在场听取汇报的核心人物其实是自治区计委、经委的两位主任，其中一位姓赖，另外一位姓啥实在记不起来了。另外参加此次汇报的还有打油寨矿的党委书记陈福兴同志（后任自治区政协秘书长）。

   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听取更班矿基建进度的汇报。1976年春天，煤炭工业部李建平副部长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秦英吉同志，从柳州乘火车专列到茂兰矿区更班矿考察。会上李成业同志对更班矿的工作做了较为全面的汇报，然后领导又要求我把更班矿的井巷工程施工进度和存在问题作详细说明。当我正讲在兴头上时，赖主任打断了我的讲话，赖主任讲：“你不要再讲了！明年的十月一号是更班矿准时投产的最后期限，就按这个时间倒排工期，每项工程都要落实到位。你们明天就回矿！”赖主任讲完此话我头脑有点发懵！不知何处讲错了？可能困难说多了吧。唉，山东人就是实在！接下来会议继续举行，陈福兴同志把打油寨矿的建设进度做了详细汇报。当讲到打油寨矿煤炭外运方案时，陈福兴同志绘声绘色的把架空索道方案推给了大家，在坐的领导听的津津有味。

   第二天，也不知谁出的馊主意，一大早局里用车把我和李成业同志送到了上朝镇（现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驯乐苗族自治乡平治社区），叫我俩从上朝直接走路回更班矿，这样就不用绕道洛阳镇，可以少走70多公里路程。其实，这事我们能理解，当时矿务局只有一部罗马吉普车是专供主要领导使用的，不可能用它来送我们回更班矿。到上朝临下车时司机告诉我们：“你们俩从上朝沿着电话线走，大约走30多公里就能到贵州茂兰区更班矿了。”要知道，这30多公里全是崇山峻岭，崎岖小路，有的地方甚至找不到路，其中要穿过原始森林，翻越上千米的大山。还好沿途确实有一条从上朝到茂兰矿区的电话线可以做参照物，否则我们俩真会迷路。

    这一路上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走着走着约两小时，不知从那里突然冒出一个腰挎砍刀的人来，可把我们俩吓了一跳。从服饰上看，很可能是苗族人或瑶族人。我们相互看了一眼没敢讲话，这时我向四周看了一下，发现不远处的山坳里有一间盖有瓦片的干栏式木板房，房前有一小块稻田。奥！在这深山里居然还有人居住。我想这一户人家住在这深山里既不通公路也没有电可咋生活呢？就这样我们俩一边加快脚步一边警惕的环顾四周以防万一，全无心思欣赏这桂北山区美丽的风光。我们俩既没带干粮又没带饮用水，在十分困乏的情况下，终于在下午两点多看到了更班矿附近的伍家河水泵房和汴拱村，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更班矿快到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用步行的方式从广西走到贵州的旅行。要问这次旅行有收获吗？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第二天我身上起了满身的痱子又痛又痒，这可能是山里瘴气造成的，老天要让我记住这次旅行故意而为吧！

    在广西工作十五年有何实物可做纪念呢？唯有这只“红茂食堂”搪瓷碗了！谈到搪瓷碗又让我想起一次与吃饭有关的事。那是1972年的秋天，我刚被调到红山煤矿（广西红茂矿务局的前身）工程技术科工作不久。有一天红山煤矿革委会副主任吉凤山（解放初期东北南下老干部）同志，要我陪他去检查红山矿区电机车运煤线路施工进度。说到电机车运煤线路是指：红山矿区下金矿到上朝火车站的这条轻轨架线式电机车运煤线路，号称“一提两放十三公里”。“一提”是指：下金矿的煤由500水平用绞车提升至600水平。“两放”是指：将600水平的煤由电机车牵引经由3025大巷拉至三号井301绞车道上平台，再经301绞车道把煤下放到500水平电机车道，由电机车牵引9公里后到达上朝绞车道上平台，然后用绞车把煤下放到上朝火车站煤炭转运系统。

   当天，我陪吉副主任重点检查从301下平台到上朝绞车道上平台，这9公里线路的铺轨架线进展情况。走完这9公里工地，再走回红山山顶局机关的工棚区，差不多用了近5个小时。当快走近机关住的工棚区时，我向吉副主任建议：“现在食堂已经下班错过吃饭时间了，不如就近到我家做点面条吃吧。”当年我家就住在公路上方的一间工棚里。吉副主任问我：“你会做面条吗？”我说：“试试吧！”那个年代矿上没有挂面。就这样在这深山的窝棚里，笨手笨脚的我做起了人生的第一碗清水面。面和的有点硬，但煮出来的面条口感还不错。我们这一老一少边吃面边站在工棚门口，眺望着远处红山三号井、四号井、五号井这个大工地，憧憬着红山煤矿的未来！不久，吉副主任因身体原因调回了南宁，而它那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和那浓重的东北口音永远留在红山矿区。

   每当我端起写有“红茂食堂”搪瓷碗时，就会想起红山煤矿创建之初，曾有多位革命老干部参与矿山建设的身影。我也因工作上的原因有机会与它们中的几位有过短暂的接触。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有红山煤矿革委会主任赵俊义（原煤炭局副局长、解放初期南下老干部）和军代表郭中兴（广西军区某部副师长、红山煤矿党委书记）。

    认识赵主任说来也巧，那是197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赵主任独自一人从下金矿检查完工作，步行回红山山顶的局机关，刚好路过红山二号井六连井口下方的公路。当时我正带领六连的几位工人，从公路边往半山腰的井口扛坑木，当我正准备扛起坑木起身要走时，一位手挎上衣年过半百干部摸样的人向我走来，此人操着北方口音问我：“你这个坑木是往哪里扛啊？”我说：“我们往二号井六连井口扛！”此人眉头一皱立马问我：“你是哪里人哪？”这可能是我回答时的口音把我这个外地人的身份暴露了！“山东人！”“山东人怎么到这里来了？”“大学毕业从山东分配来的”。就这样一问一答，这位长者显然有了兴致，临走嘱咐我一句：“年轻人好好干！”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和我说话的是赵主任。后来参加一次会议听领导做报告时，有人告诉我做报告的那个人是赵主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在六连井口下方的公路上见过！

   回忆近五十年前在红山矿区机关工作时，赵主任带领我们年轻人抢险的景况历历在目。记得那是1973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大约十点钟，我和爱人都已经休息了。突然矿区里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女播音员孔令茹的声音：“紧急通知！紧急通知！矿区炸药库附近发生山火，请局机关全体同志上山灭火！”听到这个消息我立即起身穿好衣服，跑到工棚外朝山坡上望去，只见远处山坡上正在燃烧的茅草已映红了半边天，且火势正向炸药库方向蔓延！情况紧急不容多想，我跑回房间一边快速的穿上矿工靴，一边嘱咐爱人别害怕看好家！没等爱人反应过来我已冲出房门奔向了火场。我一边跑一边顺手折了一些树枝作为灭火的工具。当我赶到半山腰的火场时，赵主任已带领局机关的一百多人也赶了上来。这时的火线长度已达数百米。只见大家利用手中所有可以利用的器材，奋力扑向火场，猛烈燃烧的树枝和山茅草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扑啊！打呀！扑啊！打呀！手打麻了，背打酸了，飞溅的火星迎面扑来，脸也被火烤红了，而满身的汗水早已将大家的衣服湿透但没有一人停手！正当火势有可能失控时，三号井的领导带领一百多援军赶到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凶险的山火终于被扑灭了！真是有惊无险，否则存有几十吨煤矿炸药的库房若遭遇不测，那将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会危及到矿区医院、材料库、局本部、高压线、供水管路等等，甚至包括三号井地面的全部。更主要的是那将威胁到数千职工和附近村民的生命安全！这是我在红茂矿区见到的数次火灾中危险性最大的一次。回忆当年参与救火的局、矿各类人员除几位领导外大部为机关人员：石基盼、兰保清、陈福兴、王孝宽、梁达明、邱玉发、蒋家平、赵有良、李敦厚、陈允芳、蔡汉华……实在是时间久远回想不起那么多了！若他们的后人问起“真有此事吗？”我的眼泪会夺眶而出！

   谈到红茂或谈到红山，总让我浮想联翩。记得还是1973年，那一段时间受领导的指派几乎天天下井，不是二号井，就是五号井，要不就是三号井，为的是提供可供领导参考的现场信息。更让我难忘的是白天下井，晚上有紧急情况领导还会抓我的差。记得有一次晚上8点多，我正坐在公路上方的家（工棚）门口洗脸，忽然局里的罗马吉普开了过来，只见赵主任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调度长梁达明从车的后部伸出头来向我招手，我立刻明白是啥意思，肯定又是什么地方出事了。果不其然上车以后梁调度讲：“上朝绞车道又飞车了！”赵主任阴沉着脸没有讲话。车子开到红山机修厂附近的公路与电机车道平交路口停了下来，从这里沿电机车道再向前走一公里多，便是上朝绞车道上平台。我们来到现场从上平台往绞车道下面一看：只见有七、八部矿车已溜到了绞车道的下部，横七竖八的扭打在一起，大部分矿车都严重变形，而煤炭则溅落在绞车道上，幸好没有人受伤。我们从现场的工人那里了解到事故的原因是：电机车在调车作业时，阻车器失灵而发生溜车事故（电机车与矿车未连接）！事故发生以后上朝运输处的领导，也来到现场向赵主任汇报了事故经过和处理方案，赵主任要求它们保证安全，抓紧清除损坏的矿车、修复轨道，迅速恢复生产，以保证下金矿和其他矿井的矿车供应。第二天自然是事故分析会、制定防范措施……。此后，赵主任曾多次利用晚上的时间，要我陪同他到上朝绞车道上平台突击检查它们的安全生产情况。35年后也就是2008年年初，我在南宁旅游时，专门与赵成新（原红茂矿务局局长、区煤炭厅工会主席）一起骑着自行车，到医院去探望住院的赵主任，当向赵主任问起红山煤矿创业初期的往事时，他老人家已经失忆了！我心中不免暗中酸楚。

   在红山矿区工作期间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件事，那是1973年夏天，有一天军代表郭副师长（在红山矿区工作期间穿军装）要我陪它到五号井检查工作。当郭副师长的北京吉普（部队配）开到四号井井口时，前方一条水沟拦住了去路（因山洪暴发把简易公路冲出了一条沟），随后我们大家下车，我跑到井口请工人帮忙垫路。大家七手八脚用石块和坑木修起了便道，郭副师长一边搬石头一边对我讲：“你明天回办公室设计一下，把这个地方修一个涵洞”。郭副师长的话自然是命令！第二天在简易工棚里的绘图板上，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设计。正当我聚精会神的勾画着涵洞盖板的钢筋配图时，不知四号井的齐肇煌工程师何时来到了办公室，指着我的图纸问：“你的这根钢筋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这一句话点醒了我！我红着脸回答：“在下面”而我实际画的在上面（齐工指的是涵洞盖板钢筋配图里的主筋位置）。在设计这个涵洞时，我只考虏到盖板要承受的最大荷载（解放牌卡车载重4吨、自重4吨）并留有余地，但忘记了钢筋的受力分析。载重汽车在碾压涵洞盖板时，盖板底面的钢筋才是主要受力筋。师哥的点睛之笔让我终生受益。在这之后又受赵俊义主任的直接安排，我与洞角矿的李国强、王瑚二位工程师（夫妇）密切配合，顺利完成了该矿井下滚筒直径1.6米绞车基础及硐室的设计（王同良工程师亲自指导）和施工。

   煤炭行业是高危行业，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下金矿的白纯坤工程师在井下工作时，它的右手不小心被20型刮板运输机的齿轮铰断，最后右手不得不截肢。我记得赵成新在平寨矿担任主管技术员时，有一天下井在井下一条上山盲巷里，遭遇有害气体而中毒晕倒，晕倒以后沿斜巷自然滚落到下部，有新鲜风流的水平巷道里而脱险！

   每当我和妻子、女儿在一起谈论更班矿，谈论红茂时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女儿也曾在更班矿生活近十年，她对更班矿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而最让她记忆深刻的当属这只搪瓷碗。有一次女儿看着饭桌上写有“红茂食堂”字样的搪瓷碗，说出了埋在心里近四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女儿说：“在更班矿的时候，有一天我爸还没下班，我妈叫我（当时七岁）拿着这只搪瓷碗到饭堂去打。在回家的路上，一不小心脚下一滑，把米饭和碗倒扣在山坡上的草丛里，我急忙把像砖块的米饭拿起来，把米饭上的泥土抠掉后重放在搪瓷碗里。回家以后我妈没发现。”听了这个本应四十年前就应知道到的故事，现知道后说不出心里是啥滋味，只是一时无言以对。

   有朋友建议，“要保管好这只被你女儿扣在更班矿山坡上的搪瓷碗。”“为什么？”“因为说不定孩子们以后还有用！”这一问一答突然让我醒悟：搪瓷碗上的“红茂食堂”四个字是有钱也买不来的，润物细无声啊！


作者简介：张建华，1945年生，山东莒县人，1970年山东矿业学院毕业分配到广西红山煤矿，当过掘进工、技术员、副连长、科长、矿长，1975年调到江苏省第一工业设计院任工程师，至退休。

2022年4月19日夜于徐州

文中点到了不少老同事、老工友，还有不少的人文趣事，是一篇很有可读性的“自传”。

这就是那只珍贵的“红茂食堂”搪瓷碗。





  

一篇极其精彩的“回忆录”。

写得太好了！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真情！如果没有特殊的亲身经历是写不出这样好的文章的！希望版主给“精”！

详细的叙事里充满着真情实感

火红的年代，不平凡的经历，很有故事。很想看你说的小火车。

那是客货混编列车，大约10个车厢，其中有两个绿皮车厢。刚通车时，有时绿皮车厢也不一定保证，所以用“闷罐车”代替，即封闭式的铁皮货车车厢。

文字好又配图！感慨！

红茂矿的职工后面安置在了环江洛阳。我也经常还去矿里的走走，看着那些人走楼空的房子、那些还在坚守的老人，真的感慨万千。作为红二代，写下了这篇文章：

在城市的繁华里，我们迷了路，那里的路太硬，留不下我们走过的足迹。

小城的角落里，满满的都是我们的记忆，泥泞的路，斑驳的墙，那些沟沟壑壑里印着两代人的回忆。一代在此奋斗，一代在此成长。
院里的那棵树，没有参天、不是栋梁、却如我们从这个院里走出去的孩子一般，在各个角落里默默成长、生老病死，树有落叶归根，但我们却再也回不去生长的的那个故乡。
故乡？在院里长大的孩子是没有故乡的，走出去的孩子对这里没有了老家的感念。像我们回忆时说这家是我家，这家是我叔伯姨娘家，谁家的门口有一口鱼塘，谁家的院子有一棵枣树，这里没有，没有家乡话，没有名小吃，没有叔伯姨娘，没有厨灶、吃的是食堂、洗的是大澡堂、没有逢年过节父亲做了一桌好菜的喜悦、没有亲戚来串门时被父母压着叫叔伯姨娘，自己羞涩的跑到一边的窘境，来自这里做建设的人都是五湖四海，各地方言，很多父辈人来了这里之后，也再也没有回过去他们曾经生长被称作故乡的地方，对那个地方只有亲缘关系却少有联系，就算小院再破落，他们依旧在坚守，或许再回去时，是已然装在盒子里，年少出来奋斗时说的衣锦还乡，迎来的却是如今的风光大葬。
在这里成长的孩子对父辈的故乡没有了概念，对没落的小院没有了依恋，对从小一起在大院长大的发小更多的搬离之后的怀念，被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称为故乡，或许是这个没落的院子最后的辉煌吧。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在异地奋斗、买房、结婚生子，对我们、对以后我们的孩子再回忆、这栋商品楼何尝不是我们对父辈的那个大院的回忆？

应你的要求，补一些图片，但效果不甚理想。请谅。



















  

  

  

  

  

  

  

  

71年下半年广西6927工程276团的团部就在大沙坡,我所在的19连往上5公里,当时修铁路的日子太艰苦了.

你们是铁道兵啊？

民工性质，但有点补贴。

在红山矿区301下平台修电机车道的有两个连，分别为靖西县和德保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