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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隆林:“可疑”的合作协议书“吃掉”了驾校?




驾校培训基地已被隆林县政府作移民安置用地,但相关补偿款至今未给驾校



证明



“可疑”的合作协议书

晨报记者 罗荣华  农卫红

       核心提示:  对于广西百色市隆林县民顺驾校负责人连某耀来说,这两年来感到非常无奈和憋屈,黄某升把他起诉到法院,并且给法院提供一份“可疑”的《合作协议书》,导致两级法院最终根据这份关键证据判他输了官司。为此,连某耀日前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请求,希望案件得到公正地判决,还法律的尊严。

事情缘起  合作伙伴中途退出经营

    “ 两年前,由于原合作伙伴以一份虚假的 《合作协议》把我起诉到法院,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我输了官司,我在隆林的驾校停办了。对于两级法院的判决,我心里非常不服,觉得法院颠倒是非了。”近日,隆林县民顺驾校负责人连某耀向本报投诉。
    据了解,2010年5月12日 ,隆林县新州镇人黄某升向该镇迷石屯黄某才、韦某坚等10位村民租用岩我至委同拿的12亩土地(以下简称“争议地”),租期为长期,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后黄某升由于资金不足 ,引入王某、王某忠和我共同开发该地块。”连某耀告诉记者。
    2010年7月9日,黄某升、连某耀再次与黄某才、韦某坚等10位村民 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将用地扩展到17.09亩,该合同书有黄某才、韦某坚等10 位村民签字,由当地合作社、村民委等相关单位加盖公章。
    “2010年7月21日,黄某升、王某、王某忠三人因资金不足自愿退出该地开发,由我一人自己经营,我们四人共同约定由我支付34.18万元“场地承包流转金”给黄某升、王某 、王某忠三人。”连某耀这么说。黄某升、王某 、王某忠三人承诺:“本人(指黄某升)在该场地所投资的一切费用连某耀同志已一次性补还清楚,从此该场地永远属于连某耀一人所有,与我三人无关了。”连某耀支付了这笔“场地承包流转金”后,三人写了 《承诺书》给连某耀,并出具一份 《收据》,内容为:“连某耀交来平班镇民新村迷石公社岩我至委同拿(地名)场地承包流转金34.18万元,共有亩数17.09亩。”
        2010年8月3日,连某耀又与黄某沙等农户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扩大用地5.55亩,支付了60520元的“地块转让金”给这些农户。该份《合同书》加盖了合作社、村民委的公章,村民也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金发放名单》上签字、按手印。
    由于连某耀在与黄某才等村民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书中,工作不细致,合同书中关于转让范围表述不明确,还有一些属于村集体土地(如水沟、道路、边坡等)未计入转让范围。2011年11月3日,连某耀又再次与平班镇民新村迷石屯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补充协议》,再扩大流转土地3亩,连某耀支付了3万元“转让费”给平班镇民新村迷石屯十户村民,这笔费用由村民杨某代收。这份协议书,同样有杨某海、韦某坚等6个村民签字、按手印,还有村民委盖章。


对簿公堂   一、二审法院判驾校败诉      

    2016年3月15日,黄某升以一份《合作协议书》为依据,向隆林县人民法院起诉连某耀,诉称争议地为黄某升从村民处承租后转租给连某耀作为汽车驾驶培训的训练场,租期五年,从2010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止,现租期已满,连某耀既不续签合同,也不将场地退还,双方多次协商无果,连某耀的行为己经构成严重侵权。
    隆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21日,黄某升与迷石屯村民黄某才、韦某坚等人签订一份土地租赁《协议书》,取得了迷石屯“争议地”的土地使用权。此后,黄某升雇请王某忠、王某平整土地。土地平整完毕,黄某升将土地转租给连某耀用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基地。双方口头约定每年租金为5万元,租期自2010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止。2010年7月21日,连某耀支付给黄某升租金25万元。2010年10月1日,双方签订名为合伙实为租赁的《合作协议书》,约定连某耀租用黄某升的土地,租期为2010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止。之后,连某耀又与其他村民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
    因此,隆林县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土地租赁合同有效”,“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现双方约定的土地租赁合同期限届满,被告(连某耀)经原告(黄某升)催告后仍未履行支付租金的合同义务,也未将土地退回给原告(黄某升),原告(黄某升)要求解除土地租赁合同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2016年10月18日,隆林县人民法院判决,一是解除黄某升与连某耀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二是连某耀在30日内将“争议地”退还给黄某升。
    对此,连某耀不服,向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2017年5月25日,二审法院审理后作出维持一审法院关于“连某耀将争议地退还给黄某升”的判决。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决,一二审法院审理后均认为“争议地”是属于租赁关系,是黄某升租赁给连某耀使用的,其中主要依据就是黄某升与连某耀签订的这份《合作协议书》。


民顺驾校  我从来没签过这份协议      

“我从来没有与黄某升签订这份《合作协议书》,这是一份“莫须有”的协议书。在这起案件中,最关键的证据就是《合作协议书》,为此我请求法院进行司法鉴定,但是,两级法院对我的请求置之不理,从而导致我在两级法院的判决中都败诉了。”连某耀无奈地告诉记者。
    记者见到,这份2010年10月1日黄某升与连某耀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为了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黄某升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引进连某耀投资,双方共同合作,筹建汽车驾驶员培 训学校。”《协议书》还约定,由黄某升提供岩我至委同拿的土地约17亩作经营用地,筹建驾校的全 部资金、设备由连某耀负责,利润分成为黄某升占10%,连某耀占90%,合作期限,暂定5年,从2010年 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止。
    连某耀告诉记者:“这份《合作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每年租金多少,难道你不觉得很奇怪?而且,协议约定黄某升占利润的10%,我占90%,这么多年下来,他安排谁来管理过驾校?每年从驾校拿了多少分红?他为何拿不出这些证据?况且,这份《合作协议书》,我从来没有签字。因此,我要求法院进行鉴定,但是法院根本不采纳我提出的要求,你说我冤不冤?”
    连某耀还告诉记者:“除了法院没有对关键证据进行鉴定,还对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某忠、王某提供的相关证据、证词,均给予否定,不予采信,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记者见到,2017年4月8日,王某忠写的一份《证明》指出:“该地原来由黄某升征收过来,王某忠与王某合作平整,后来整块地的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连某耀,连某耀己支付完全部转让费。黄某升、王某、王某忠均己分得转让款。该地并非出租给连某耀,而是转让。”2017年5月14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某也写了一份内容类似的《证明》。
    对于为何要写这么一份《证明》,王某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法院完全搞反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我不写这份《证明》,这辈子我会良心过不去,觉得对不起连某耀。虽然我和王勇都写了证明,但是,最终一、二审法院并没有采纳,还是判决连某耀输了官司,我认为法院搞错了!”


原合作伙伴  驾校的做法是不想支付租金

    对于这份《合作协议书》,黄某升则是跟连某耀有完全不同的一种说法。黄某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连老板之所以不认可那份《合作协议书》,他是想赖账,以后不想支付土地租金 。”
    黄某升告诉记者,当初他从农民手中租下那块“争议地”之后,是隆林民顺驾校租用他的土地用来做驾驶员培训基地,整个协商过程,当时他是与隆林民顺驾校校长杨某儒沟通,相关的手续都是他与杨某儒办理的,连老板一直都没有出面。所以,那份《合作协议书》是2010年10月1日,杨某儒写好之后,上面己经有连老板的签字、手印。至于所签的名字和手印是不是连老板的,只有连老板心里清楚,2013年,杨某儒因为脑溢血不幸去世。现在,连老板之所以不认可那份《合作协议书》,他是想赖账,不想支付以后土地租金。
    那么,既然双方是租赁土地的关系,每年租金为5万元,为何还有一份31万多元的《承诺书》和《收据》?黄某升表示:“那份《承诺书》和《收据》都是假的。当时,为了配合民顺驾校办理有关用地手续,我与杨某儒于2010年7月9日共同签订一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并于2010年7月21日写一张《收据》和一张《承诺书》,这三份书面材料均没有实质内容,只是为了配合民顺驾校办理用地手续提供便利。”
    黄某升还告诉记者,那块“争议地”租金准备到期时,他多次找连老板协商续租或者退还土地,但是,连老板不给予理睬,他是在无奈之下才起诉到法院的。事实上,虽然他起诉到法院,民顺驾校还是多占用了他的土地1年时间,直到2016年10日才停止占用。
    黄某升还表示,对于这个案件,法院经过两年的调查,不仅到国土局调阅相关档案,而且还对相关证人进行质证,最终才下的判决书,法院的判决是非常慎重的,并不像连老板所说的,法院对连老板提供的证据不采信,随意下的判决书。
    对于黄某升的说法,连某耀表示:“我并没有在那份合作协议书上签字 ,也没有委托己经逝世的杨某儒代签。正因为这样,我才要求法院对这份《合作协议书》进行鉴定。”


驾校质疑  法院选择性采信“证据”

    连某耀告诉记者:“在这起案件中,我提供的证据几乎都不被法院采信,像我提供黄某升等三人所写的“承诺书”、“收据”,与村民所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等等,都不被法院采信,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即使盖有合所社、村民委的公章,法院同样也不采信,而且法官采信证据的逻辑十分牵强。”
    对于连某耀的说法,记者在一审判决书中可以得到一些证实。记者在一审判决书中发现法院如此认定:“2010年10月,隆林县国土局认为隆林民顺驾校未理顺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开挖平整‘争议地’,最终对隆林民顺驾校进行行政处罚。为此,法院调取了当时隆林国土局询问笔录,10户村民与原告(黄某升)签订土地出租协议书后并没有与其他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出庭作证的证人黄某洲、韦某坚也证实未与其他人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故被告(连某耀)提供的2010年7月9日其与平班镇民新村迷石屯10户村民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不排除被告(连某耀)为了向有关部门办理用地手续而签订,本院不予采纳。”
    连某耀说:“2010年7月9日,是黄某升和我两人一起与10户村民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并不是我一个人与村民签订的,现在法院却认为是我为了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用地手续而签订,不符合实际。况且,我们所签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有村民签字、按手印,还有合作社、村民委的盖章,法院怎么仅凭国土局的笔录和两个证人证言就全盘否定我提供的这些证据呢?而且,用的是‘不排除’三个字,实在太不严谨了,完全是猜测性的。”
    连某耀还表示:“我们和村民签订了4份协议书,其中黄某升单独与村民签订了一份,2010年7月9日这份是我们两个人与村民签订的,另外我还与村民签订了两份,为何法院只提到其中一份,而对其它3份协议书只字未提?”
    一审判决书中还提到:“被告(连某耀)实际上没有与迷石屯10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 》,也就不存在给他人土地流转金的事实,故被告提供的《收据》,本院不予采纳。” 连某耀说:“事实是,《收据》是黄某升等三人写给我的,证实黄某升已收到土地使用权转让金,不是10户村民写。法院以10户村民没有转让土地给我而否定黄某升写给我的收据,显然是逻辑错误!”
    一审判决书中提到:“证人王某忠证实其和王某只负责平整土地,并没有参与办驾校, 故对被告(连某耀)提供的《承诺书》,本院不予采纳”。连某耀说:“事实上,该承诺书是黄某升和 王某忠、王某三人共同书写,并承认已收到我的转让费,并承诺永远退出该地使用权。”
    二审判决书中提到,“证人王某忠的证言、证明、询问笔录与一审庭审时出庭作证的证言有出入,且证人王某忠的证言内容与证人王某的证言内容亦有出入,对此证言本院不予采信;同理,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询问笔录的内容与证人王某忠的证言内容有出入,对此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连某耀还说:“无论是在《合作协议书》,还是在黄某升的诉讼请求中,都没有写到每年的租金是多少,但是,在法院判决书中,却是‘双方约定每年租金为5万元’,你不觉得荒唐吗?其实,当初我所支付给他们的34.18万元土地流转金中,其中有25万元是从银行转账,另外9万多元是支付现金,所以才被认定为每年租金5万元。如果我全部是银行转账,他们估计会用5年去除,每年租金6万多元吧。”


法院回应  不方便接受记者采访

连某耀表示,“一审时,法院以我只是口头提出要求、没有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为由,一审法院最终没有对《合作协议书》进行鉴定。2016年12月22日,我向二审法院提交了《笔迹鉴定申请书》,法院同样不进行鉴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于连某耀的一连串质疑,2018年6月22日,记者来到隆林县人民法院进行采访,该法院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案件己经由二审法院进行判决,所以解释权由二审法院来进行解释,一审法院不方便接受记者采访。
    随后,记者来到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采访,法院一位工作人员经过与办公室进行联系之后,他告诉记者,由于当天法院正在开会,办公室里相关工作人员都去开会了,无法接受记者采访,随后他留下办公室的电话给记者,让记者自己联系。随后经记者多次联系,百色中院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因审理该案件的主办法官已调离中院,不方便接受记者采访。


专家点评  鉴定“合作协议书”真伪是关键

    广西大学法学副教授柳福东博士认为: 就本文所表述的事实来看,本案的关键问题就是2010年10月1日隆林县民顺驾校校长与黄某升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真实性问题,实际也就是证据及其证明力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也就是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否则是没有证明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黄某升提出《合作协议书》并主张合同成立,因此黄某升应当证明该协议的真实性。现在对方当事人明确提出该协议的签名是伪造的,且提出了鉴定申请。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因此,本案中,如果连某耀在举证期限内,又在相关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合作协议书》的真假问题向人民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的话,法院应当就是否对该《合作协议书》进行鉴定作出书面答复。一般情况下,在连某耀提出鉴定申请后,法院应当主持当事人双方委托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合作协议书》进行鉴定,从而确定该协议书的真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本案中,连某耀与村民、黄某升等相关人员签订的土地流转协议书及黄某升、王某 、王某忠三人亲自书写的《承诺书》应当属于原始证据、直接证据,其证明力大于其他的传来证据和间接证据。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根据上述“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黄某升如果认为自己为了配合民顺驾校办理有关用地手续而作出的《承诺书》、《收据》以及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书》是假的,那么,他应当提出反驳证据以推翻这些事实,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推翻这些事实,他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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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坐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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