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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版主:凌云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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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敲下这标题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在向我招手,呼唤……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我在长沙市二十一中上初中了。其实我早就应该上初中的,只是因为响应领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号召,我们这些毛都没长齐的或者毛已经长齐了的家伙,跟着领袖闹了三年革命。可惜才闹了三年,天天跟着大点的哥们满街游荡,偶尔也帮着贴点标语和大字报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关于这玩得有点疯狂的三年,我后来才明白:这个三年,还填补了人类史的一项空白:人类自有学校以来,这是唯一一个让数千万大大小小的学生不上课去革命的国家。

    原以为会上三年中学,不虞上了一年半就毕业了。这原因却是要为低年纪的学弟学妹们让出学校。

    虽然才念了一年半,却因为恰逢反帝反修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时期,倒也学了点东西,如插秧割稻挖防空洞,而且还会用英语呼喊”毛主席万岁”。

    也许是领导们觉得这一届的孩子们劳动锻炼已经够多了,就作出了这样的安排:不下乡,都进工厂。

    我把这消息告诉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却有点疑虑:说街上的伢仔妹仔都下空了,而且我身份也特殊,你怎么就能进工厂?我也有点疑虑。这疑虑起源于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一九六二年,台湾那边说要反攻大陆。父亲和母亲说:真来了,我就站到马路上去看他们的飞机。这话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我听后很不安,一边是比爹娘还亲的党和毛主席,一边是实实在在的父亲。好在我没有出卖父亲,而是悄悄翻出父亲母亲1949年前的照片,撕成碎片撒在我上学的途中。尽管如此,在文革期间,父亲还是隔三岔五的被挂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去大街上显摆一回。父亲的这种显摆,使我感到恐惧,这恐惧慢慢地转为忧郁,在我心里沉积起来。

    父亲和我的疑虑成了现实,只是这疑虑仅仅应验在两个同学的身上。其中一个就是我。我特意问了另一个不幸的同学,他告诉我,全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成份不好。接着我又问了甘老师,我真的要下乡吗?甘老师的语气充满了怜惜:就你这豆芽菜样的人,下去了怎么得了?

    同学甲:甘老师,不要紧,他这样黄皮刮瘦的人,体检过不了关的。

    同学乙:你做梦哩,哪个讲下乡要体检,你以为是进工厂啊?

    我获得了确切信息,我的广阔天地是在郴州地区资兴县。

    一九七0年四月十五日,母亲送我下乡。在火车站,母亲遇上一个朋友。母亲的朋友是送她女儿下乡的。我瞄了那女孩一眼,好漂亮!我们中学上千人,就没有见过这种瞄一眼便让你难忘的女孩。我后来知道,这女孩是长沙市五个街区五朵金花中最美的那一朵。

    我和女孩是沉默的,我没有正眼看过她,她也没有正眼看过我。而两位母亲聊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事情。我知道,那时候她们都在当太太。我从两位母亲间或遗憾间或甜蜜的神情中,感觉到这种回忆多少冲淡了一点她们送别儿女的忧伤。

    离别的时候到了。离别的情景与宣传的情景完全风马牛。在宣传里,是笑脸是豪迈雕刻在每一张脸面上,即使有眼泪,那泪光里也是闪烁着感恩与鼓励。然后是在离别的那一瞬,乐呵呵地高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我亲历的情形是,送别的父母把所有的叮咛和牵挂,都混和在泪水和呼喊的无奈之中。车厢里,情形差不多,只是于一片哭泣和呼喊声中,还隐隐有着对未来的一丝恐慌。

    是圣恩携着时间,缓缓地推动了第47次直快列车。这一刻,才是悲情的毫无掩饰的释放,没有了细声细语的叮咛,没有了压抑着的抽泣。车厢仿佛变成了一个失控的音箱,突然迸发出一股撕心裂肺的噪音……。我就不具体描述了,因为这样的噪音实在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悖。虽然那音符是异样的简单,就呼儿、唤女、呼爸、唤妈。

    父亲和母亲的送别方式不同,母亲是用眼泪,父亲却是一段话:如果只是过日子,要学的东西并不多,要是想有所担当,那十辈子都学不完,而且结局很不好。父亲之所以送我这段话,是因为我下乡前就特别喜欢看书。父亲已经知道,书里已经不藏黄金屋,不藏颜如玉了。

    从长沙到郴州,六个半小时,我和漂亮女孩面对面坐着,我们除了偶尔对视一下,没有语言的交流,连彼此的微笑也没有。我只是留意到她撕开一包饼干,一片一片地泡在水杯里,然后用调羹搅拌。我后来也有了这样一个嗜好。每每在我重复这一操作时,我眼前就浮现出女孩的模样:短发,束向脑后扎着,余出的头发如一支两寸来长的毛刷。红眼白面,有点婴儿肥。

    下乡之前,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郴州。我在知道有了郴州这个地方后问过了父亲。我从父亲那儿得到了一点印象: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

    晚上十一点钟左右,一群脸上尚挂着泪痕的少男少女们在郴州下了车。火车站的景况和长沙火车站的景况差异不大,出站便是一个广场,广场周围大都是两层楼的房舍,右侧还是棚户区。领队的人把我们带到了广场右侧的一条巷口,巷口是一段条石阶梯,旅社就在阶梯下的左侧。

    一夜无眠,不是我一个人一夜无眠,而是所有的同伴们都无眠。无它,旅社里的狗蚤很适时的把我们对父母的眷念转换成失眠和搔痒后的愤怒。天还未亮,旅社里就隐隐听到长沙骂腔(野蛮下流,且隐之)。待到天放亮后,我找到一个服务员问道:被狗蚤咬了后会不会得打摆子的病?服务员笑笑说,不会。但我仍旧有点疑惑,并想起父亲对郴州的描述。心想这床上都这么多狗蚤了,那其它地方还下得地呀!  

    我们沿着一条水泥马路往南走,路旁的景况疑似乡村,左侧是以木板平房为主,间或还夹杂着菜地。大约半个小时后,才到汽车站。这一路走过来,我几乎没有说话,也没有留意那漂亮姑娘的去处。只是低着头,跟着走,偶尔瞥一眼左侧,也是因为左侧有在菜地里劳作的人们。我无端瞎想,要是就下在这样的地方,倒也不错。身旁也有说话的同伴,他们是农学院或农科院的子弟,彼此间原本就熟悉的。

    汽车站安排了两辆车,一辆囚车,装人,一辆货车,装行旅兼装囚车坐不下的人。我们一行有三十八个同伴。领队有几位却忘了。只记得有一个叫黄淑莲的阿姨,三十多岁,胖胖的,很矮,很能说。我们下乡后的半年间,她来慰问过我们两次。此后回长探亲,我都会带点冬笋给她。

    上车前,有同伴在发牢骚:我们听毛主席的话下农村,郴州却用狗蚤和囚车招待我们?

    有人调侃大家。不要不满意,坐在这车上的,父母都是阶级敌人。妹砣们也不要嗯嗯唧唧了,这虽然是囚车,但又不是去刑场,大家以后互相照应点。

    待到过了鲤鱼江,便由丘陵进入山区了。坐在车厢尾部的同学,指着一片高山,大声赞叹,引得坐在里面的同学都探身向后望去。

    我后来知道这是七宝山,海拔1300多米。七宝山上已经下了一批长沙市二中的老知青。

    过了七宝山后,车厢里又沉寂下来。我则在担忧,这样的大山还抛在后面,我们到底要去什么鬼地方?有哥哥姐姐也下乡了的同伴说:这样的大山,冬天大雪封山,过年我们要回长沙也走不成了。也有完全不谙世事的声音:要是这里的山有岳麓山那样好玩就好了。

    从郴州到皮石公社,公路不能直通。我们坐了四五个小时的囚车后,在距离皮石公社还有七八公里的兰市公社下了车。兰市公社所在地是一个墟场。一条长约两百米宽约十五米的街道就是墟场的全部了。墟场周围全是农田,远处是山。我们来的方向山势不高,而我们要进去的地方都是大山。

    我从车上跳下来,独自一人跑到一面石砌墙旁的阶基上蹲着。我头疼,没有药,只是狠狠地用拇指和食指掐着太阳穴。没有人管我,熟悉的彼此发着来到异乡的感慨,不熟悉的也在努力的形成一个熟悉的圈子。我看到一个老人家从我身边走过,便问他哪儿有药店。但我听不懂老人家的话。老人家见我茫然的样子便用手势告诉我。

    领队在喊了,接我们的社员已经到了。我提着一个网兜,挑着棉被毛毯和木板箱去追大队伍,顾不上找药店了。

    兰市公社里居然有一个公社干部是长沙人,这让我们感到亲切。从他口中知道,皮石是大山区,山连山岭连岭的,远的队有三四十里,近的也有十多里。

    头依然疼着,不过已经顾不着了。我们这是得罪了谁?就算是下在之前看到的七宝山,也比这儿近几十公里了。或者就是下在兰市,我们回家也要少走几十里路,况且兰市只是山区的外围。

    我们是驯服的,虽然偶有牢骚。再说我早就知道,驯服是通向平安的唯一通途。即令当时知道我和另外一个同伴会成为三十八个人中两个最大的苦逼,会分到全公社最偏远的山塘大队大坳生产队,距离兰市有三十多里路,我也依然不会抗拒。

    山塘大队分了十一个同伴,五男六女。有一个姓戴的哥们,他因为大我们几岁,便走在我们前面。一会是石板路一会是泥土路,扭扭曲曲的,一直是上山,待上到一个叫做打鸟坳的凉亭时,凉亭里有一担箩筐,箩筐上横着扁担。戴哥毫不迟疑的跨了过去,接着戴哥的妹妹也毫不迟疑的跨了过去。一个年轻社员冲出来,操起扁担就在戴哥妹妹的肩膀上压了几下。把戴哥妹妹吓得浑身一抖,眼泪跟着就淌了下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我们根本反映不过来。待到我们也在凉亭里坐定后,接我的社员叫皮狗,他解释道:女人是不能跨男人扁担的,那样的话男人就会菸(yū )坏,肩膀上就会长痂子。这里是山区,我们的肩膀就是你们城市里的运输车。肩膀长了痂子不能挑东西,就是大麻烦。戴哥一张脸原本黑着,听了皮狗的解释后仍旧有点不平,喃喃着男女平等的话题……。后来当着我们的面说起这事,戴哥的话就粗鲁多了:人都是那里出来的,还菸坏他娘个麻匹。

    皮狗高瘦高瘦的,三十来岁的样子。他问我多大了,我说十八了。他说满了吗?我说年底的。他“啊”了一声,接着说:不要紧,男长三十啊。我笑笑,觉得皮狗很会说话。和我分一个队的叫李卫龙,挺壮实的,若我是豆芽菜,他可以是黄瓜了,而且他那嘴唇,已经圈着一圈黑了。

    过了打鸟坳凉亭后,还是上。皮狗说,这一路去,就是不断地上坡下坡,好少平路。我说还有好远,皮狗说,三股走了一股了。此时正行走在一个山谷中,两边的树林透出一股阴森神秘的气息中,隐约还闻到股臭味,走近了才知道,是有个中年妇女站在田中间的圆形氹里,拿着瓢,勾着腰,转着圈,一瓢一瓢的往周围泼粪。有女孩说好恶心,跟着就有女孩哭了起来,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呀,怎么这样远啊?女孩们哭一阵子,又说走不动了,要休息。就这样走走停停。开始我们这支二十多人的队伍还拖得蛮长,慢慢地就越走越短。等到天快黑了的时候,就剩我和李卫龙及两个社员了。皮狗挑着担子走在前面,回头问我累不累。我说还好,出了身汗,开始还头疼,现在不疼了。皮狗说等下到家了,叫阿婆烧点水,洗个澡,后生家,睡一觉就好。

    我看到粪氹泼粪的情景后,便敏锐的感到:我离这样的粪氹越近,父亲的影响便越小,我距回城的时间便越短。这片刻的思忖,决定了我下乡期间的调子:玩命。


    天完全黑了的时候,我们才到阿婆家。阿婆是皮狗的外婆,看样子很老了,我也猜不出阿婆到底多大的年纪。阿婆已经用两条长凳几块木板把床铺架好了,两张床的中间是一张四方桌。桌子斜上方,插着一个竹筒,一根作照明用的竹篾插在竹筒里,红黄红黄的火苗随着我们移动的身影,一闪,又一闪,小屋里的黑暗与光亮,便开始玩移形换位的游戏。我和李卫龙刚把被子铺好,阿婆就送过来两碗甜酒,每个碗里两个荷包蛋。我们连忙接过碗,愣愣地望着阿婆。阿婆却只是笑,向我们扬扬手,意思是要我们快点吃。这时候,桌子上已经放着一个很好看的闹钟,带日历的。日历呈长方形,立在闹钟一侧,象煞翻单杠,一翻就一天。我没有见过这样的闹钟,阿婆估计也没有见过。我一边吃一边欣赏着闹钟。阿婆不看闹钟,只是看看我,又看看李卫龙。喃喃地念叨着:两个乃拐,两个乃拐,遭孽哦……。

    不久我就知道“乃拐”就是后生的意思。

    阿婆的屋是筑墙,中间是厅屋,阿婆住南端,我们住北端。屋前是三合土铺成的禾坪,大小略三十来个平方。屋的左侧,有一条引水的竹槽,竹槽里长有绿苔,用手一摸,细腻嫩滑。水很清澈,含一口漱漱牙,凉凉的似有点甜味。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去邻大队碾了米,下午还要去砍柴。阿婆却拦住我们,说先不要去砍柴,山上好涩,等自己孙子星期天放学回来,带我们两回,熟络了,再自己开火。

    阿婆很好,给我亲人的感觉。皮狗也很好,虽然感觉他笑起来似有点滑,但从一开始,他就经常叫我去他家,有什么就吃什么。队长是阿婆的儿子,也即皮狗的舅舅。这舅甥有点不对付。但两人全对我很好,尤其是队长,好高,典型的国字脸,他那温和的笑容总让我想起我的父亲。

    照阿婆的话说,我对这儿渐渐地有点熟络了。于是有一天我跟队长说,我可以出工了。队长笑笑说:好,你跟妇女做事,小李跟我们做事。

    我以为从此就要在大坳开始我的下乡生涯。但是却发生了一桩意外。

    那天我在皮狗家,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走进来,他一开口,我就知道是长沙人。我很兴奋,有种见了故人的感觉。聊了几句之后,他忽然问我李卫龙在哪里?我说你是他亲戚吗?他笑笑,说有点事要找他,并让我带他去看看。我二话没说,当即带他回了家。李卫龙正躺在床上。见我进来,扫我一眼,没理睬。待看到我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时,李卫龙的脸刷的一下变得惨白……

    李卫龙被带去公社了,连同他一起带走的还有那个漂亮的闹钟。

    一直没有争吵,甚至连简单的埋怨也没有。但我和李卫龙之间从此就没有了交流。三天后,大队团支委说安排我去另外一个生产队,那个队有两个女知青,是和我一起来的。

    我忽然对阿婆有了种眷念,这眷念有点象第二次离家的感觉。虽然我明白,队上的社员对我们如此关照,还有公社干部的仁慈,他们没有公开我们的出身。否则的话,我担心乡亲们的纯朴会扛不过残酷的阶级理念。

    离开这儿的早晨,我站在阿婆屋前的禾坪里。观看着我平常喜欢看的太阳。我喜欢这样看太阳。这时候的太阳,刚出来,不刺眼。大山的雾一升起来,太阳还有种湿漉漉的意味。今天早晨的太阳,红晕晕的,一只老鹰,背着太阳朝着我的方向飞了过来。老鹰张开的翅膀印在太阳当中,象一个手扣。整个太阳的模样,便如一面盾牌。

    还是皮狗来送我,他挑着我的行旅。我告别了阿婆,告别了送我的社员们。在我转身离去的那一刻,心中却闪起这样一个意念:那个漂亮姑娘,下在哪个队呢?
                        
                           2018年4月28日 星期六

   后记:李卫龙半年后病退回了长沙,我却在乡下呆了五年。十多年后我们在长沙火车站附近相遇。我因为要赶回郴州的火车,两人简短的说了几句。临末了我告诉李卫龙:我不知道他是警察。李卫龙却笑笑说:其实躲不脱的,他都能从长沙找到我们队上。是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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