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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引用 悄悄话 评价  收藏  看楼主  [更多功能] 发表于 2017-09-13 18:51 第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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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波(1952-1997)说过要做个有趣的人,认为有趣是智、性、趣中决定性的标准,有趣代表自由、多元和诗意的幸福状态。假如有趣被消灭,包括智与性的一切事物都会变得乏味。但他终其一生并非就如此有趣。当年他去世时,有人写了文章,似乎就叫漫长苦旅的终结。既然苦旅,谈得上有趣吗?此文或许读过,或许没读,忘了。事实上,只有知道这个世界的无趣,做个有趣的人,才成为必要,或意愿。

    有趣或许是人性固有的。应然来说,人应该终其一生,都是有趣的。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变得无趣,那只能说是受到外部无趣的吞食,越发丧失人的本来丰富面目。亚里士多德有言“人是唯一能笑的动物”。如果笑是人性的基本要素,那些不苟言笑的人就值得怀疑,比如耶稣是否笑过呢?这是牵涉基督教道成肉身的神学问题。事实上,在一个无趣又苦难深重的人世间,要发自内心的笑是艰难的。有趣也一样。

    有趣的事情往往短暂,比如性。长久的东西比如爱,往往沉重与温存共存。除了青春期懵懂短暂的想象性恋情外,爱很难用有趣来言说,要么锦上添花,要么雪中送炭,极致当然是两者兼之。王小波与李银河的爱或许是较为圆满的,在这么一个无趣的世界,两个追求有趣之人能够相遇,极为稀罕。王小波直接表达,李银河直接回应,一拍即合。当下,很多时候,一位男子对一位心仪的女子表达爱意甚至只是亲切,都往往被视为心怀叵测而随即拉黑。如面对外国女子表达赞美或爱意,即使陌生,人家一般也是友善回应。若一个国度缺乏爱的教育,又总是宣扬二元对立或仇恨,人们已经不懂得爱,也无力去爱,包括接受他人真实的爱。如此,爱事实上已经成为鸡肋,与有趣没有半毛钱关系。

    性当然被很多人视为有趣,情趣用品(店)大行其道,这名字就颇得人性之里。王小波强调性的自由,这在当下还依然是个问题。只是,相对于爱的干涸,这问题似乎显得其次。性的放纵在某些年轻人那里,已经成为事实,但这很可能并非自由,而只是缘于无爱无所爱无力爱而滋生的替补品。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早熟的身体与孩子般的思维能力,在毒品、暴力等方面受到法律道德的限制之下,或许唯有性与食是可以填充乏味而空虚的身体。当然,有些人(想象中)有能力或不顾后果冲破这一切,可以通过攻击他人或自己(自杀)而释放压抑的能量,比如处于青春冲动期的中学生,最容易酿成你死我活的校园暴力。

    应然层面,真正有趣的事物应该是自由和美好的,但在特殊时期,奴役他人,暴力(情绪、革命)与丑陋——和性一样,因身体能量的释放过于集中而短暂——,对某些人,却恰恰是有趣的。在某些历史情境下,很可能因为得到鼓励而上瘾——无趣的事情是无法上瘾的——。1967年,“联动”正猖獗时,遇罗克写了一篇《“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头版头条。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通过公开发表的形式,系统地剖析了“联动”的起因和特权阶层的丑恶灵魂。他用大量事实进行对比,总结道:“正是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自认为高人一等,再加以长时期口是心非的说教,使一些人的灵魂变得丑恶了,其中的一小撮,简直具有野兽般的性情,特务一样的心灵,及至达到了灭绝天良的地步!北京六中红卫兵,“西纠”一小撮人,创造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和刑具,即足以刻划他们的形象了。”

    “联动”的前身所干的伤天害理之事,何止一个六中?当时,哪个学校没有刑讯室,哪个中学没有被折磨致死的冤魂?我们在串联的火车上,看见一个“海纠”红卫兵向人们讲着自己的“功绩”:亲手打死一个老太太和她儿子——让母亲眼看着儿子被活活打死,在她快发疯的时候,再把她打死。他说:“后来不让打人了,我们都养成了瘾,只好互相打着玩。”——人性,到哪儿去了?

    2

    王小波有一本小书叫《思维的乐趣》,从书名上看,思想本身似乎是有趣的。其实,思想本身很难用有趣或无趣来衡量。我们或许只能说,思想的漫长过程中,有时是有趣的。思维本身是中性的,有无趣也有乐趣,只不过王小波强调了后者,因为这是个无趣的世界,他要用有趣来抵御,思维的乐趣(部分)是选项之一。现实中,自由言说的乐趣,谈情说爱的乐趣,与清新大自然亲密接触的乐趣,呼吸新鲜空气、一睹青山绿水的正常需求,已然越发稀罕或奢望。一篇好文章,硬是转弯抹角改得连自己也不认识也不一定为大家所见,还时不时受到某些不明人士的恶意猜测与投诉,个别当时感觉有趣的人还不惜赞赏,与你称兄道弟甚至谈情说爱,最后水落石出,曾经的有趣片段最终成为梦魇与反讽。事实上,若然存在爱国这回事,哑河远远比这些正能量满满的人更为爱内心的祖国和人民。

    有趣需要心灵的敞开,但在阴暗不详的人世间,自由敞开就是傻逼与自我伤害。思考和写作的乐趣哪里可寻呢?有些读者觉得笔者的有些文字显得沉重,可否写些轻松些的东西呢?事实上,哑河也写过一些有趣的文字。但有些沉重的话题,是无法用那种有趣的方式呈现的。怎么写,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写作者而言,是由写作的具体“对象”自己决定的。所谓作者事实上只是代笔者,并不真实存在。小说是例外。

    《1984》是王小波喜爱的作品,其中极权统治的荒诞恐怖随地可见,社会是个大监狱,人与人亲密的关系被割裂,性与爱都被禁锢。专制权力最擅长的就是消灭有趣,自由、多元与个体权利意识是原罪。王小波说:“人的生活应该无智无性无趣,在我们这里仿佛已经成了人间的至理。好在,哲学领域里已经有人在反对无聊的乌托邦,反对那些以无趣推及有趣,以愚蠢推及智慧的人,作为写小说的人,我要做的不是这样的事情。小说家最该做的事是用作品来证明有趣是存在的,但很不幸的是,不少小说家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事实上,他将文学的力量想象得太巨大了。没有什么能够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除了民主与自由。

    事实上,极权社会并不一定就消灭性——有时反而暗地里纵容民众沉溺于食与色,而无暇关注精神层面的东西。只是性资源分配悬殊,权贵者更多而大众更少。当然,这里的性很可能并非王小波所言之性,他的性应该是有爱之性,因为他“看见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要发狂”——,但肯定消灭爱,因为后者让人能够联结起来。极权者害怕一切组织。

    若然不能正面描述与讽刺,或许只能逃到小说里去,以虚构之名或诗意来承载一个沉重的乌托邦世界。或许是一种试图消除写作和阅读的沉重感的尝试,某种写作技巧或人生态度的呈现,但事实上,这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有趣无法搭上切实的关系。王小波在现实中其实表现远不如小说世界里自由张扬,反而让人觉得有些无辜木讷,没什么表情,表达并不流畅。生前有记者采访他,录音基本是无法播放的,他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现实生活让人失语,不少作家都有一定的表达障碍,甚至口吃。这当然并非无话可说,而是太多话想说,但一切都太仓促或局促,不知如何言说,远不如在作品中没有实在对象来得尽意。

    或许可以说,在文字与小说之外,现实中的王小波或许并不有趣。当然,一个在一般人面前无趣的人,或许与亲密的人一起是有趣的,就他与李银河的关系,或许是种证明。因为有趣是一种相互激发,只发生于灵魂底色相似之人之间。面对价值观、性情不一的其他人群,往往显得淡泊。关键问题在于,在一个无趣的世界,有趣的人生是可能的吗?如果一个人真正面对现实的不堪与阴暗,它在宏观层面注定是个悲剧主义者,或许谈不上希望,也谈不上绝望,只是存活于世,有些事不得不做,有些话不得不说,而不问结果。或许只是源于责任或自以为的使命。

    事实上,王小波是忧郁的,生的自由受到了阻碍。他的死亡方式或许也印证了这一点。抑郁者比其他人有更深刻的自我认识和现实认识,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更高,有着更强烈的命运感。对于某些智慧的人而言,则可能有更多的使命感,因而更加忍辱负重,或在漫长的忍耐后,关键时刻如同烈士挺身而出。有些学者成天到晚将微笑挂在嘴边,单凭这一点,就觉得并非思想者,无趣透了。真正的思想者是从容平和的,只在需要的时候流露情绪,笑容或愤怒。但愿这是笔者的偏见。

    问题在于,为什么一个人需要变得病态才拥有洞察力。原因或许是这是个病态的世界。维特根斯坦说过哲学实际上是一种疾病。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抑郁症患者往往是哲学家,哲学家往往是抑郁症患者。按弗洛伊德,抑郁者的自我是某种“未知的伤痛”组成的,笔者将之翻译为:受到现实的某种阻碍而内化。因而,他们更容易体验到马克思所言的异化或非自我,往往更为敏感而对自我苛刻。根本上,有趣是哲学问题。这与王小波关于智慧的有趣之强调或许有着内在的一致,尽管他不一定有着笔者一样的思考过程。

    3

    有趣之所以成为问题,根本问题或许就在于人的社会性。如果可以置身原始自由的荒岛或两人世界里,问题则有本质的不同。能够在现实中感受到有趣,基本上是因为这世上还有着有趣的人。如果面对的都是无法讲理,又缺乏道德底线和基本生命伦理的人们——这背后的社会结构或制度因素,或文化与制度如何相互奠基,是发生学或社会动力学方面的问题,具体见另文——,你就算多么渴望有趣,也往往只是被误解被嘲讽,很可能活活被迫成为无意识集体或群氓中的一员。

    孩子应该是有趣的,却很早懂得圆滑世故。家庭应该是生长有趣的美好温床,却因基本价值观的不一致,貌合神离。你追求自由,关心社会不平等,却被家人朋友视为异类,众叛亲离。有些人曾经感觉有趣,然后发觉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缺乏基本的智慧与良知,曾经的所谓有趣立刻变成幼稚与无聊。假如社会丧失对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基本价值的共识,人与人之间的所谓有趣,事实上都是极为肤浅乏味而逢场作戏的,不管多么亲近的血缘亲情友谊关系。因为这里没有实质的爱,所谓有趣成了无源之水。

    李银河与王小波都觉得自己丑,当时在社会地位和名声上也门不当户不对,但两个内心丰盛有话可说的人一起,生活却可以变得有趣。和波拉尼奥一样,王小波40岁才开始写作。他生前只出版了《黄金时代》,书名被有趣的书商篡改为《王二风流史》,还是卖得不好。他甚至考取了货车驾照,“有一天实在混不下去了,就靠这个吧。”他是幸运的,想爱并且爱得深沉而自由。生前,已经有名气的李银河对别人介绍还默默无名的王小波时,很坦然:他叫王小波,是我的丈夫,是写小说的。在王小波死后,李银河常常自我介绍说:我是作家王小波的妻子。很显然,爱是有趣的源泉和根基。

    这段爱情故事当然是个传奇,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他们的作品——坦然说,王小波还不是大师,作品有着欠缺,李银河也一样——,在越发功利、集体平庸的现实里,很可能不会再有。当下,一个无名无钱的落寞文人,算个屁。真正的有趣需要一点精神上的脱俗,李银河将王小波称作“骑士”。因而,在他们有智有性有趣的传奇之后,或许只有无尽的无爱荒漠。在《红拂夜奔》的最后,王小波颇为伤感慨叹道:“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庸俗的有趣其实就是动物园被禁锢的动物世界。

    有趣的本质是自由,一个内心不自由或不追求自由的人,不可能有趣。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可以说,无论是王小波,还是李银河,或许都可以配得上这样特立独行之名。如今,真的只有猪,而无特立独行。

    4

    年轻时,有时会说快乐是一种能力,自我激励或激励他人。近些年,当有人说生活无趣时,却再也无法开口。认识或间接认识的较年轻朋友,有好多位已经决绝离开这人世。近年,基本不参加朋友聚会,曾经,笔者在场的一两句话,就能逗得大伙都大笑起来。个别人已经不在,总感觉缺了些什么,一些有趣的话,根本无法再说出口,或是害怕记忆的闪回,或是多少不合时宜。偶尔朋友需要相见,也不会刻意非要找个有趣的地方,就彼此方便,随意。关键是真诚的人在一起,就够。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问题过活,但如果一个人不只是关注自己的问题,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家国情怀,就注定是个众叛亲离的异类。这样的人很难在现实中受到重视,反而往往受到排挤。你太正直,追求自由平等,你就是傻逼,你就得滚蛋。长久以往,所经历所见闻,现实的荒谬,集体的平庸,难免让人心里压抑。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说:“这样的死亡和一个无性、无智、无趣的人生相比,也不知哪个更可怕。”因而,他们的离开,或许谈不上悲伤,尽管也算不上喜剧。在这么一个人世间,有些人特别是缺乏社会支持的弱者或无爱者,要活得开心有趣,的确是一种奢求。

    笔者曾经从事过亲子关系和教育方面的工作,结合现实中的观感,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起码有90%以上的孩子和家庭是不幸福的,抑或说所谓的父母不懂得当父母的。十多年前,有一次远远看到一名来访者(母亲)在离开儿童中心时,不知为什么孩子哭了起来,她用脚狠狠地踢了一脚只有五六岁的儿子,孩子倒在地上,爬起来,又哭着扑向母亲,母亲再用脚再踢,孩子又倒地,又爬起,再扑向母亲,又被踢开。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的母亲,有着较为强烈的忧郁与焦虑,经常会因一些小事就对孩子出气。不知为什么,我完全无法动弹——事实上也离得太远,随后有人出来,暂时制止并批评了母亲——,眼泪直流。

    这是受苦的孩子和母亲,受过批评的母亲,回家后肯定更为粗暴对待孩子,以平衡那点尊严或面子。当初原以为从童年入手,改善每个孩子最初的成长,就像一颗颗种子,经精心呵护,终能茁壮成长。事实上,这并非心理问题,或至少主要不是心理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就算心理调节在短时间内或一定程度上有效,但在长久压抑的大环境中,包括亲子关系在内的所有人际关系,事实上也是不大可能正常的。若然一个国度尚未成年,那么其不成熟的普遍症候肯定不止在家庭领域。当社会整体氛围功利冷漠,人是不容易成长为“人”并坚守为“人”的。

    差不多当时,某大城市多所高校多名大学生跳楼成功,笔者作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和其他人一起分析研究方案。某位老师说目前他所在的学校还没有,与他所做的心理预防工作有关。但很快,他那所高校有学生跳楼成功。随即,我辞职工作,做一名记者和评论员,试图通过社会呈现和批评改善现状。做学术编辑和学术出版,以为通过学术能抵御思想弱国的现状,期间与国内外数千名以中文写作的著名学者、新锐博士打交道,整体感觉挺无趣的,没多少学术和思想,人格也谈不上。

    后来一个人赴藏区自费支教,设想通过教育可以抵御社会和家庭的黑暗面,也见识了一些公益组织的腐败。面对强大的监管部门和指导思想,那如同西西弗斯努力推上的石头注定会慢慢滚下来。人们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却更多时间用于猜度人心和上级意旨,而非好好做事。所谓工作,似乎仅为养家糊口,毫无意义可言,那曾经以为的偶尔有趣之事,其实比鸡肋还乏味。但人要苟活于世,必得做点事,或为生计,或为耗时。做事就得与人交往,当基本无“人”,做什么都谈不上有趣。

    现实中遇到的人,多是相互提防,捉摸不定,遇到利益冲突往往落井下石,加上逻辑上的混乱和主观臆测,相互理解的程度可想而知。笔者很多善意和有趣的言行,还没充分表达和呈现,就经常被中断和误解,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挣扎。如此,人与人的交往很多时候是在相互伤害,又不敢过于善良和相信他人,自己和他人都慢慢沦为无趣。曾经,看到刚出生的孩子,会满心欢喜。近些年,却更多是一声叹息。如果生命来到这人世间,明知道他们会受尽苦难,那生之意义或许就是虚无,或至少打个问号。年轻时,对于不要孩子的父母和不结婚的大人,心里会不理解。慢慢反而觉得他们是值得尊重的,就客观层面而言,或许是种反抗。黑暗更大,光只是偶尔闪烁的灯塔。加上生命的有限性,有时难免让人心生末日苍茫之感,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但宏观层面的悲剧感,在某些生命里,却往往可以激发人在日常琐碎生活中的有趣,这近乎一种潜意识层面的本能防御或平衡方式。有趣之所以可能,除了心理或本能的结构或形式因素,根本上还在于有趣者本身的生命内容或质料丰盛。越是智慧与慈悲之人,越是对人类普遍苦难命运有深度关切的悲剧主义者,越是可能有趣。不用多留意,如果在现实中和那些正能量满满的,从来不关注社会不公的人交往,你会觉得他们非常无趣。你和他们说事实正义,他们谈动机意图,你谈自由民主,他们谈生存总是第一位的,民主也是邪恶的。他们总是将道德挂在口中,却又擅长于公私不分,中饱私囊,在谈论话题时,总是模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他们不懂平等博爱为何物,自始至终居高临下给你嘲讽轻蔑的眼神。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每个人都习惯于将自己当成上帝。如果经交流后,这样的女子或“上帝”即使光着身子站在王小波面前,我想他也不会产生性的想象与乐趣。

    5

    短暂而有趣的,还有游戏。捉迷藏是个永恒的游戏。小时候,最喜爱的就是捉迷藏,前些年一个人赴藏区自费支教时,也常和孩子们玩。小时候,伙伴少,偶尔和大家一起玩,我总是显得那么认真,在还没有大家一致的新意见出来前,绝对遵守原来本来就应该心照不宣的规则。如果之前没有约定捉到什么时候(哪个点或吃饭时间),或说明的某些例外或特殊的情况(比如地震或家里出事了),那就应该一直玩下去,无论捉者还是藏者,都不应该中途擅自不辞而别。

    这样的想法与行为或许只是我小时候的某种固执,其他孩子似乎并非这样,他们玩着玩着,就消失不见了。他们悄悄离开游戏现场,或是因为突然感觉无趣或心情不佳,或是想起家里还有什么好吃的或就是妈妈叫了一声吃饭了。妈妈很少叫我吃饭,她太忙,偶尔叫我,我也假装听不到。我还在捉迷藏呢!哪能擅自离开现场回家吃饭呢?因而总少不了一些嘲笑或训斥,你这孩子,不就是玩吗?何必那么较真,难道不结束,你就不回家吃饭不成。

    对于孩子而言,游戏就是现实,或言,更是现实。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其实就奠基于童年的游戏之中。如果一个游戏你不投入,不遵守基本规则,这样的种子即使有幸发芽,也注定是杂乱无章,尽纠缠攀附之能事的生命。长大后,我才懂得这些。而对照那些捉迷藏擅自离开现场的孩子,长大后,有成为黑社会进监狱的,有腐败投机的,有出轨无情的。三岁看大,童年为什么重要,这是笔者当初转到儿童相关专业,从事儿童工作,自费支教的重要原因。随着家庭、校园和社会的不断失守,童年事实上已经死亡。那些经由腐败童年成长而成的生命,经雾霾的一再洗礼,有多少还可能是人呢?

    潜规则横行的当下,坚守底线与原则越发艰难。这样的人肯定边缘,不为世俗所容。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你这是迂腐,不识时务,根本谈不上有趣。若世界缺乏智慧与慈悲,没有规则与平等(对他人的尊重),或许只有流氓才显得有趣,因为他们将一切都视为游戏。无论是人民的血肉之躯,还是人之为人的尊严,在他们眼里,都只是道具或不存在的虚无。当然,捉迷藏作为一种游戏,其乐趣也在于其偶尔与短暂,如果一次捉迷藏要持续终生,有些事物你寻找了一生都不得,很可能极为失落,已经很难与有趣联系一起,更适合的词是命运。如果这个游戏要你一生都遵守规则,尊重生命,你必然要很努力才做到,你或许感受到一种充实或生命的丰盈。

    6

    王小波对罗素崇敬有加,笔者对罗素较为淡泊。在人类思想史上,罗素不算多重要的人物,在国内引进的诸多西方哲学史作品中,他的《西方哲学史》并不出众,只不过因为历史原因,最早引进,在非学界的大众里影响大。当年有记者知道上海某韩先生已经开始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大惊失色并带动诸多不明真相人士。其实,在很多现代文明国度,西方哲学史只是基础知识或思想,哪里值得大惊小怪呢?读此书的人又有何值得惊讶呢?这些当年的想法,影响了深入阅读王小波,基本多是杂文,小说没怎么看。

    一战后,罗素日渐表现出对道德和社会公共问题的极大兴趣。他论述性关系和女性解放的著作不多,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很多人对性道德的看法。罗素认为清教徒对待性的态度是人类不幸的根源。在《道德与婚姻》(1929年)一书中,他倡导试婚和离婚从简,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现象持宽容态度。这自然招致宗教界人士的激烈反对,并于1940年初受到法庭审判,被禁止入纽约市立学院任教。然而,罗素于1950年却因此书获诺贝尔文学奖。对性的态度与对性的书写,这或许是罗素吸引王小波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公共事务的关注,也是王小波与罗素的一个共同点。亚里士多德有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和有趣一样,是人的基本属性。假如一个人不关心公共领域事务,只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所谓的有趣其实多是空洞的泡沫。

    7

    一个人的味道,本来是多元而完整的。但随着所谓成长,社会有形无形的规训与磨耗,绝大多数人往往所剩无几,一如有趣的人所剩无几。王小波大概可以算一个,但他已经死了。人的身体是短暂的,但他的文字留存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或许有趣,或追求有趣的人呈现的并不那么有趣的世界,尽管他试图用尽量有趣的方式。此文并非王小波的作品评论,仅言及有趣,由之作为引子,说点似乎并非那么有趣的话。

    生活,很多时候是一种应付,或度日,一如买菜做饭,成家生子,所谓“是什么”,而非“怎么样”。谈论有趣,往往显得矫情而不合时宜。“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王小波在《黄金时代》里说。据说起义首领也不例外。宋江率卢俊义、吴用等一班人到山寨附近的村子考察民情,他每走一家,都要掀开锅盖看一眼。回来的路上,王英偷偷问李逵:“这掀锅盖是啥意思?”李逵答道:“没上梁山以前,大哥被官府追得满山跑,饿了就闯进百姓家里抢饭吃,这不,习惯成自然,一进民宅就掀锅盖……若不是人多,他还掀被窝呢!”

    爱与吃,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而思想与慈悲,是让人成为人的根本——。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爱,那至少还有吃,能让人至少保持着某种身体性的存在,这到底颇为符合唯物主义的真理。尽管我们的食物,空气、土壤和水已有不少问题,地沟油、农药与作假也在日益威胁着我们的吃和身体。不再那么健康的身体至少看上去还是身体,不再那么健康的灵魂根本就看不到,对很多人来说,就算真的没有灵魂,或灵魂腐败至极,也无所谓。国人向来只重视看得见的事物,看得到摸得着才是真的,才可能有趣。你说一个人的灵魂很有趣,肯定会被人以为疯子。

    事实上,有趣真的是灵魂的事,有“人”是有趣的必要前提。当丧失灵魂,人事实上就是行尸走肉的非人。你要懂得一个人的内在(灵魂),才能体会对方的有趣。一些动植物看上去也有趣,那只是因为你是个有趣的人,将有趣投射或赋予到它们身上。

    哑河十岁离家,漂泊至今,每每在外吃饭,多有一种不自由,或漂泊感。为了自由和消除漂泊感,近年他开始自己做饭。他试图在食物中注入爱,还发现其中隐含的味道与自由。吃显得有趣,或许因为其短暂,每一口都实在,近乎身体或性。而爱,往往终生,漫长琐碎又似乎空无一物,近乎灵魂。但若无爱,吃其实是无趣的。所以才有:与什么人一起吃,比吃什么更重要。

    截止去年年中,私房菜系列巳逾两百种,不重复,含肉类,素类,汤类和甜品类。今日整理旧照片,挑几种放置这里,甜品为多,生活若苦,要有甜。当时学做饭,也想到,将来结婚,这至少是对爱人和孩子的爱。在无趣之世界,爱一个人,越来越艰难,有过一定经历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或许,有趣是个伪问题,根本问题是有爱。(菜品等图片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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